其四，网络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只能有限度地法规化。我们前面所提到的5个伦理原则除了无害原则外，都以肯定形式（"应该做"）表述，一些人受到法律精神的启发，并指出如果将这些肯定表述转换为否定形式（"不应该做"），就能够使软约束的伦理原则转换为有强制约束力的法规。但在法律上，除了伤害比较易于确认外，对自主、公正、知情同意的侵犯较难界定，而行善原则根本就无法以法律来调节。所以，法规化的结果不一定提高伦理原则的效力。实际上，更有效的做法是将伦理诉求置于有法律效力的各个具体的契约之中，并将对契约的有关内容的遵守和违背与利益奖惩相结合。这些契约虽然不如"宏观"法规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由于这种"微观"法规与利害相关人的联系更为紧密，在现实伦理调节中更为有效。
[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第85页。



[ii] 同上。第85页。



[iii] 福科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参见，福科著：《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第29页。



[iv] 所谓法的保守性就是指法律虽然主张公正，但总是倾向维护知识权力结构的等级和效率，并常以高昂的成本间接地阻止有碍效率的对公正的诉求，即法律首先是知识权力结构的维护者，其次才是普遍公正的看守人。



[v] 引见，丹尼斯.K.姆贝著：《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64页。



[vi] 同上，第72－73页。



[vii] 同上，第73页。



[viii] 汤姆·R·伯恩斯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92－198页。



[ix] 同上，第196页。



[x] 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第69－72页。



[xi] 汤姆·R·伯恩斯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07页。



[xii] 包利民称之为内指型和外指型。参见，包利民，M.斯戴克豪思著：《现代性价值辩证论》，学林出版社，2000。第22－29页。



[xiii]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第68－69页。



[xiv]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8－159页。



[xv]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第27页。



[xvi]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92页。



[xvii]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第105－109页。



[xviii] 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89页。



[xix] 同上，第293页。



[xx]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24－954页。



[xxi]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7页。



[xxii] 合理化源自韦伯对科层制度设想，即根据一套非个人化的、客观的标准来调节人际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技术，是圣西门所称的"从人治转向物治"，也是科学管理的鼻祖泰勒信奉的理念。见，J.贝尼格：《控制革命》，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8。第20页。



[xxiii] 预处理是本文将要多处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年的标准化和当今的数字化都是预处理的典型实例。



[xxiv] 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第15页。



[xxv] 数字化的实质是以离散量"拟仿"连续量，这就是一种预处理。



[xxvi] 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页。



[xxvii]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混用信息和知识两个概念，这是人们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一种换喻手法，其实，当一些相关概念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时，就是操作层面的东西了，对它们的理论界定并非总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