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知识权力结构的形成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曾说："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利。"（Savoir pour prevoir, prevoir pour pouvoir.）此一语道破了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天机。

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促成知识与权力联姻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使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知识的地位因此空前提高，成为人类行动的指南；另一方面，知识被运用于生产管理之中，有关管理和社会的知识力图使人类的生产甚至生活成为可控的过程。在知识上升为首要的社会资源的同时，知识以及作为知识载体的专家与资本等其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权力结构──知识权力结构。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所带来的是一种迂回的社会控制形式。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首先来分析权力这个概念。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证最多的行为学概念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达尔指出，权力并不是个人拥有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对权力的描述性定义是："甲对乙拥有的权力是指甲能够使乙做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v]许多学者不满足于这种权力过程的"原子论"式的描述，而主张在群体和组织结构中分析权力的运作机制。普费弗（J.Pfeffer）认为，要在组织中行使权力，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一为依存关系，即组织成员的行为必须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个成员的需求必须通过与其他成员的相互作用方能实现；其二为目标差异，即必须存在性质不同或彼此互不相容的目标；其三为资源稀缺，这迫使怀有不同目标的组织成员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彼此展开竞争[vi]。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常识：权力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资源的相互依存关系。普费弗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了权力运作的诀窍：

"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其使用就愈有效果……权力行使的一般策略是尽量使之不引人注目，并尽量使作为组织行使社会权力的结果的决策合理化和合法化。"[vii]

现代知识权力结构所运用的就是这种高明的策略：通过一种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使行使权力的能动者潜藏于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结构之中。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将专业知识系统地用于社会系统之中，无论社会规则的形成还是社会规则的实施都无一不以专业知识为基础[viii]。其中，所谓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科技、经济、法律和管理科学等知识，因此"专家系统"和"专家政治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专家系统"和"专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知识权力结构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过程。正是这种权力结构"建构并分配着创新机会、对重要资源的获得与使用的机会，以及对其他能动者的活动加以控制的机会"[ix]。

其实，韦伯（M.Weber）早就指出，观念系统化的"专家理性"和活动科层化的"法理组织"必将导致专家政治（technocracy）的胜利，并预言现代人的典型特征是"无情的专家，没有脊梁的寻欢者"。但这类批评常常会忽视知识权力结构的异质性：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精英或强有力的能动者往往同时在知识与资本两个方面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只有他们才能随心所欲地调配各种资源，建立并维持那些满足他们利益的制度安排。

因此，一方面，人们很容易从表面上看到非个人化、专门化的"技术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在生活世界中构成了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人们却难以透视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的实质，进而无法认识到，使权力格局日益僵化的"非个人化"知识规则这一潜台词，源自权力精英对平等对话和沟通的系统性的排斥。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权力精英统治这一事实？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现代知识权力结构不仅具有强制性，同时也具有解放性。它一方面使人们脱离传统的生活时空，形成时空错位感甚至精神分裂感，但另一方面又通过象征标志（如货币、证券等）和专家系统制造一种新的由非当面承诺构成的信任关系[x]，由此被"再嵌入"（re-embedding）到虚拟的时空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开始正视并发展与陌生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既可能使生活失去稳定性也可能导致生活的多样性，使人获得更多的选择自由。因此，现代知识权力结构的后果并非韦伯和批判理论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它还具有解放的价值，尽管实际上这种价值要通过"知识──权力──自由"这种异化的形式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