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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阐释学的“生活儒学” 1970-01-01 08:00:00

“生活”与“儒学”都是两个大概念，各自俱微言大义的深度和纷纭复杂的广泛理解，但这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以儒学来阐释生活，生活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以生活阐释来儒学，儒学就得到了现代性。这种阐释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既能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既有成

内容提要：咏史诗作为一种诗体，必然有自己的诗体形态。学界对咏史诗形态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且多从“史”的角度来划分它的形态，不能准确地反映咏史之诗的发展轨迹和它所追求的理想范型，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本文力图从“诗”的角度来将咏史诗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依据社会学的系统理论，对于嵇康与其兄弟朋友间的赠答诗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这些赠答诗开拓了自东汉以来赠答诗的社交特色、儒家传统礼法的要求，和社会系统间相互沟通的特殊关系。同时，也为太康年间赠答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行文范式

“且题数行书所见，郢书燕说存其疑。” 近日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从生活习俗和语言的社会性再论唐诗的“床”》的论文，作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嘲笑好多人对“床”字的解释是“郢书燕说”或“辽东白豕”。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说时人穿凿附会、少见多怪而已，却用了

绪言儒学始于周公，成于孔子，拓于孟荀，凝于汉儒，自此而拟定儒学之内容与形态：自内容上说，儒学有内圣之学（道德心性学）与外王之学（政治实践学）两面；自形态上说，儒学有理论儒学与制度儒学两种，理论儒学中又可分子学形态之儒学与经学形态之儒学两类

内容提要：宋代的理学家大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受佛道之影响，而仍排佛道”。只有叶适对佛教采取真正的拒斥态度，本文从理学史上理学与佛学的关系入手，分析叶适站在其事功主义的立场，对理学思想史上道学与佛教相关联的态度，进而讨论他的佛教观及其根

内容提要：明月、大江是苏轼文学中经常描写的物质意象，它们是作者主观世界的外在显现。分别反映着作者婉约的一面和豪放的一面，寄托着作者极具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文试图从苏轼的明月、大江诗词中，来了解苏轼一生曲折起伏的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元明时期，已走向了发展的衰败时期，这期间的戏曲和小说，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元明戏曲较大比例是“才子佳人”戏。纵观这些“才子佳人”戏，结构模式大同小异。那就是“公子落难、邂逅佳人、一见钟情、好事多磨、公子中举、终成

词坛上关于词派的分法，历来有豪放、婉约之别。中学语文教学一涉及宋词，皆言苏轼、辛弃疾属于豪放一派；李清照、秦观则代表婉约风格。明张《诗馀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

一、禅让史实与禅让观念唐虞之世，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都是通过禅让。不但儒家确信如此，[1]墨家、道家也都承认禅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墨子》书中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岛成。（《尚贤上》）

内容提要：《诠赋》是刘彦和《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文类论”）的第三篇。从文论的角度看，《诠赋》中的疑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体”“用”之辨，二是“物以情观”的理论意义，三是“风归丽则”的理论内涵。本文认为，彦和的“赋”观是“赋体”兼“赋用

苏轼，是有宋一代唯一的一位集诗、词、文、赋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他是继李白之后，文学史上的又一座浪漫主义高峰，是一位集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是后代封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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