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诠赋；体用；物以情观；风归丽则
《诠赋》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第三篇。因赋是古诗的流变，“不可歌”[1]（P86），“不宜声乐”[2]（P60），故居《乐府》之后，列第三。本篇阐明赋的含义和特点，追述赋的来源，考察其发展和演变，铨评重要作家作品，最后确定“立赋之大体”，是一篇完整、成熟的文类论（体裁论）。
从文论的角度看，《诠赋》中的疑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体”“用”之辨，二是“物以情观”的理论意义，三是“风归丽则”的理论内涵。
“体”“用”之辨
“赋”是“体”（体裁），还是“用”（表现方法），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或曰“体”，或曰“用”，或曰“体用兼备”。其实，在彦和之前，“赋”是“体”还是“用”，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周礼·春官》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只是把“六诗说”改作“六义说，其内容、次序没有变：“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无论是《周礼·春官》，还是《毛诗序》，都没有指出这六者是“体”或“用”，没有把“风雅颂”和“赋比兴”区别对待——相反是等同视之，而且“其二曰赋”。也就是说，“赋比兴”和“风雅颂”一样，既可以作为“诗体”，也可以作为“诗用”。
彦和撰《文心雕龙》时，则把“比兴”置于“文术论”，作为“诗用”；将“赋”置于“文类论”，作为“赋体”。这就把“赋比兴”从“六义”中剥离出来，使之有别于“风雅颂”。彦和之所以把“赋”单列在“文类论”中，是因为荀况的《礼》、《智》赋，宋玉的《风赋》、《钓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由“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但这是不是表明彦和否认“赋用”呢？事实上，赋的“体与用”在彦和的看来可以兼容：“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即“赋”的含义是铺陈，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这里对“赋”的界定，既适用于“赋体”，也适用于“赋用”。亦此亦彼，“体”“用”不悖。他在谈到“立赋之大体”时指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是从表现方法（用）角度讲如何作赋（体），提出“睹物兴情”和“丽词雅义”，是“赋体”之“用”。彦和的“赋”观是“赋体”兼“赋用”。《比兴》篇虽然是把“比兴”作为“用”来讲的，可在具体论述中，彦和也视之为“体”：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这就是说，彦和的“比兴”观是“诗用”兼“诗体”。由此可见，彦和将“赋比兴”从“六义”中分离出来，对它们是持“体用合一”的观点来看待的。
唐代以后才严格区分“赋比兴”与“风雅颂”[3]（P387）。前者为“用”，后者为“体”。孔颖达《毛诗正义》有云：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