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暴后的沉思
《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好是作者贬谪黄州后的第二个年头。元丰二年（1079）当政者（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摘出苏轼诗文中的部分语句，上书宋神宗，说苏轼诽谤新法，污蔑皇帝，应该处以极刑。舒亶在奏章中称“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李定也说苏轼“无学术，滥得时名”，他们要求处死苏轼，以“沮乖慝之气”“奋忠良之心”。事实上，苏轼无非是对新法执行不当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了一下抗议。神宗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八月系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在此之前，苏轼的仕途和人生基本还是平坦的，至少没有多大的波折。这一时期的苏轼基本上还是豪气干云、睥睨万物的，他曾在寄弟弟苏辙的一首词中自负地说到“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似乎仕途人生中一切坎坷挫折都不过是芥藓之疾，不足道哉。这正好反映了青年苏轼豪放率真的一面，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营营苟苟。身为文官的他甚至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一时期的苏轼思想上冲突并不激烈，他基本上属于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不论是他对待熙宁变法的保守立场，还是他所上的策论，都表明他是一个奉儒守法的典型封建知识分子。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内心没有矛盾，他并不是一个杜甫那样世世代代奉儒守法、一心一意要致君尧舜的迂腐的封建文人，他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事实上，从他一步入政坛，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就困扰着他，但这种矛盾的双方却在伴随着他仕途的顺逆而此消彼长：每当政治上得意的时候，他入世的思想就占据了上风；而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出世的欲望。乌台诗案之后，尤其是贬谪黄州的这一段时间，是他这种矛盾最为突出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在此之前，他思想中始终是儒家占据上风，他自己也在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心态。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陷入了一个极端险恶的境地（险些被处决），他在狱中寄给苏辙的诗中就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他的确是“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在狱中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摧残。因此，出狱后，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不得不重估自己的价值，然而，这种重生是痛苦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一面表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内心的波澜发而为文章诗词，形成了他的一个创作高峰。他晚年说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苏轼本人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颇为喜爱的。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对自己仕宦、人生的反思和追问，作品中都饱含一种“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哀伤或羽化登仙式的强作欢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真诚坦荡的文字中间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情思意绪，不仅仅是一些哲理思辨，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人格。
二、望美人兮，天一方
《前赤壁赋》作为苏轼的代表作，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的内心冲突和斗争，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在挣扎，在思辨中挣扎，这种入世与避世，倏忽与永恒的挣扎正是苏轼文化人格的一个缩影。这种冲突与挣扎的意义在于，他不仅仅是苏轼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共同性格。《前赤壁赋》的价值就体现在它将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史的本质浓缩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之中。
文章以与客泛舟赤壁始，在文章的前两段，主要写苏轼与客欢宴的情景。在这一部分，苏轼与客所吟唱的歌谣，颇为引人注意:一是明月之诗与窈窕之章，一是苏轼与客扣舷而歌中的歌。明月之诗，所指为何尚有疑义，有人认为是《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也有人认为是指曹操的《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前一种说法的支持者认为明月之诗是在“讥在位之不好德也”，相应地，他们认为下句窈窕之章指的是《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显然是在承接上文的“讥”，表达对圣明君主开明政治的渴望。持后一种说法的人认为苏轼在借曹公诗句表达自己绵绵不断的忧思。笔者以为不论是《月出》也好，《短歌行》也好，《关雎》也好，这里的明月之诗与窈窕之章实际都表达了作者思想中用世的一面，不论是“讥在位之不好德”，还是绵绵不断的忧思，或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说明苏轼还是“心存魏阙”，希望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否则这一切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下文中的“美人”这一意象，上述的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自然指的是对美好政治理想或全明君主的追求，这一点历代评论者大抵都是赞同的。这里苏轼明确地说他和“美人”天各一方，“美人”可望而不可及，这不正是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的最为强烈最为集中的表达吗？这不正是屈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沉重感叹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与屈原、李白、杜甫等人并不无同，甚至他建功立业的欲望比李白、杜甫都要强。因为李白、杜甫的盛唐时代门阀世族还占据一定地位，庶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尚未如此巩固，他们追求的还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武功，到了苏轼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些书生们能够用他们的诗书才学为国家尽力，能够凭经史文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了。欧阳修、梅尧臣、韩琦、范仲淹包括王安石不都是些文人、书生吗？但越是强烈地渴望建立功业、受措后的心境和落差越是明显和强烈，苏轼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