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戈德曼，朱利娅•克里斯特娃，米哈依•巴赫金:我是在1971年首次茬书面上接触到这个学界传闻中的人物链的。其后在研究威廉•布莱克的过程中我才开始阅读巴赫金的作品。直到1979年托尼•伯奈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出版以后，我才动念撰写有关巴赫金的文章。下文本来是作为书的一章撰写的，巴赫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它现在的形式是基于两种偶然:1981年才对话想象》的出版大大丰富了巴赫金英文版作品的数量;还有象我这样的巴赫金主义者有必要加入解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争，当时那场沦争推动了理论争鸣的发展。这篇文章就是我在1982年7月Essex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其后发表的论文并不能使我改变文章的汪何内容-—甚至克拉克•霍尔奎斯特出版的“权威”的传记也不能使我的观点有任何改变。传记作者强调巴赫金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及新康德主义的趋向，把他论话语的全部作品都看成他早期作品所预示的一系列伦理及认识论的各种变体。托多罗夫也有同样的倾向;但他至少认识到巴赫金的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他的整体思想……同时这同一的思想也会有变化及更替。而这最终最需注意，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在杂志上看到文章平庸至极，毫无启发性，特别是北美的文章。例外的是肯•赫希考伯(1985)，他的文章抨击了美国人“抹杀巴赫金作品中最激进内容刃的作法;还有阿龙•’环特，他的妙文《巴赫金，社会语言学及解构主义》(198幻是对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一个绝妙的补充。
我想首先概述一下我的讨论方向。为此我想临时借用一下巴赫金的术语，尽管我意识到它们自身所固有的不适宜。这些术语是:
生活的话语:艺术的话语
小说的话语:诗的话语
这种排列只是为了讨论的需要，指示出一种发展的个别性，而不是想论断理论发展的发生学的顺序。在这两种等级化的对立的颠倒中，在新的术语的转换与重新界定中，我们发现了巴赫金理论形成的两个阶段。看来巴赫金好象是从普通(一般)话语发展到了“艺术刀话语，然后在形式主义所说的“词语艺术)"(verbal art)中，他从小说的话语转到了狭义的诗的话语。第一种从外部观看的观点把诗学拉回了修辞学的方向;第二种保证与权力相关的话语的一般理论并不是一种复古的退化，而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非正统的、分散的力量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现在也没有超过。巴赫金用小说((novel)这个词来指示所有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力量(forces).我想说明他对形式主义者把文学视为从交流中撤退的概念的回答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了规范性特征鲍交流语用学，而是一种新的空间。要到达这个空间不能只从外部打击形式主义文本，而是要占领这些文本，要有隐喻的勇气。
这些展示要求我们走很长的路。第一步是了解“形式”这个概念的消解，这是俄国形式主义业已进行的。在早期这个概念是在预先颠倒的基础上得以保持的:外部变成内部，“形式”被重新界定，脱离了古老的形式—内容的关系。这神观点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作品内部相关联的术语;要渴示其中之一，就必须揭示这一内部的联系。形式主义者使“婚式”摆脱了这神联系，强4.1作品全部都是形式:形式是“全部的实在，，(艾肯鲍姆);内容是非审美的，或前审美的，只有变成一种形式的因素才能进人作品。说作品的内容就是它的形式(扣舍克洛夫斯基的某些文章所说)只是要强调古音的二元论，而以损害定义为代价的。形式主义通过建立两种外部的联系避开了这个死结:
一般的形式:形式的不庄场((absence)
个别的形式:其他的形式
在这些新的关系中，第一种关系使“诗的语言”相对于无形式的(审美匕中注的)的“实用语言”，这种区别汀波了旧的“舟”与散文的区别，并且把听有的表征都绝对化了。形式主义作为对象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是在这种否定帐的外部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要承担对早期形王主义作品缺点的指责。取而代之的是第二种—区别性而不是否定性的—外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作品的理解无法摆脱历史的承续及形式的旧互作用。文学史的发展不是因为表现了新的内容，而是因创日的形式的文学性业已耗尽，需要新的形式取而代之。文本与互一文关系的坚固的联系是形式屯义者巨大力量之所在。我们毫不吃惊也发现巴赫金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在这方面做了努力。
如果转向形式主义另外两个关键概念技巧（de-vice)和功能(function)，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阐述是被超遇传统的术语，取消内部一外邹这对词语的需要而驱动的。“技巧”很显然是一个准技术性的词，是对象征主义准理论性的“象征”或“意象”的应对波蒂尼亚(potebnya)的“意象思维”的讨沦设立了过于狭窄、同时又过于宽泛的标准:“实用语言”一同样吏用意象，而诗之为诗不一定要依靠意象。这两者并不是用不同的方法达到泪同的“通过已知求未知”的结果，而是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了不同的结一果。形式主义者关于“待”的特别指向的概念是由反对象征主义者熟悉的概念而衍生出的:形式被变得“困难”，为的是把物体变“硒生气而形式主义在“陌生化”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什么是文本技巧陌生化?能指、所指还是语词的对象?如果是能指或所指，问题何在:第一性(语言学)还是第二性{(语义学) 的符号?还是两者皆是?陌生化有时本身是一种技巧，有时却是所有技巧的原则。这个新的技巧概念可以说复活了古老的修辞概念上的修辞格—一个比意象更宽泛的范畴，最初局限于用词及准确的技巧。技巧进一步扩展了修辞格的功用，包括进了语言的所有层次及结构:比如说，平行结构—形式主义者讨沦的几乎所有的伎巧邹是这个本来是句法修辞格的变体一一-i吾音层次上的韵律、协音、头韵;语义层次上的比喻;叙述层次上的事件的同义反复。同时，与修碎格泪比它还育其狭隘的一面:技巧与交流毫无干系;它是自我满足的，它的陌生化产生了“语义学的转换”，而这却抹杀了它自己的语义学待征，开拓意义的同时又取消了意义，把“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分解成了“可理解性，"(perceptibility).尽管伎巧相对于“形式”这个概念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庄形式主义的概念场上它还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它产生于我所说的否定的外部关系中，它言一种恢复到内部关系的倾向，尽管它被推进到了后期形式主义理论“强有力”的或区别性的关系之中。‘已倒且为“物质”的对语，因此在另一种名目下又变成了形式—内容的二元论。然后它被推进到形式主义开始与文学的丙史性靖和的地步—就是说，当陌生化迁移到r万时这一面时，就变成了舍克洛夫斯基听说的文学史的动力。在舍克洛夫斯基的话语中，技巧的存在并不受这种迁移的限制，文学的非文学(extra-literary)关系在不可再生的分离主义者的争论中毫无地位，更不用说讨沦什么决定了形式偏离时究竟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技巧可以说既是省略这些间题的条件，同时又是结果，而这只有在功能替代了技巧之后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