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年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少成才，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生性疏狂，于词作之中常流露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匡国济民的诚挚愿望。《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鬂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被贬密州时所作。词中描写词人“为报倾城随太守”出外打猎的热闹场面，在浩荡的狩猎队伍中，刻画了一位“亲射虎”、“射天狼”的英雄形象。此时的东坡，虽然“鬓微霜”，但又何妨呢？词人还等着有一天，朝廷能够重新举用自己，到时就能够为朝廷、为黎民百姓挽开“如满月”的雕弓，“西北望，射天狼”，击退辽夏异族的侵扰，稳定北宋的边疆。世人常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来概括表现东坡词的风格。殊不知，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更能展现东坡积极用事、驰骋边疆、以身许国的凌云壮志，是东坡词之所以为后人评为“豪放”的诠释。东坡亦曾有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侁）书》）。又有《吹剑续录》记载东坡曾经向玉堂上一位善于弹唱的幕士，询问自己的词与柳七词有什么区别。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和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完后，十分钦佩，赞叹不已。调侃诙谐之际极其形象地概括苏轼词豪迈奔放的特征。
苏轼词的创作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被贬黄州后，失去俸禄，于是向当地知府申请东坡上一块地，自己下地耕作，以解日常柴米油盐之忧。也是在这段期间，苏轼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苏轼年少除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外，同时又广泛涉猎释、道两家学说，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游刃有余。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验。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由此可见，苏轼早年思想境界里已经掺合老庄之道，这对他后来在仕途上屡遭贬斥、历尽坎坷，而仍然能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奠定思想基础。“乌台诗案”后，苏轼跌到人生的低谷，不得意和暂时无法排遣的忧郁，使他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句在白纸上真实地书写自己实实在在的情感，一丝也不掺假这种对有限短暂的生命的难以把握和命运的虚幻易变，虽不免带有消极的情绪，然而这种阴鸷的灰色冷调子并非词人的主要生命色调。词人的人生态度是旷达的，是在人生困境中力求自我超脱、以最平常的心态来欣赏人生的风雨阴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一个“打”字，将雨之大力透纸背。在这大雨中，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独惟词人仍有情致，一边“独行”一边“吟啸”，以轻快的心情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豪言。稍后，在料料峭峭的春风里迎上山头快要落下的斜阳，回首看看刚才来时的风雨处吧，一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豁然开朗。只有历经宦海浮沉、生活苦难而又豁朗旷达的人，才能发出如此喟然之语。难怪郑文焯有言：“此（指该词）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大鹤山人词话》）倘若没有东坡之胸臆而欲仿其词，犹东施之效颦，焉能得其凤毛麟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