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第三次古史重建的背景，所以它与前两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前两次是古史系统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整理和修复传统文献。这一次是古史系统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

这一次古史重建的契机是甲骨文的发现。1917年，王国维先生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史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新的一次古史重建的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郭店竹简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重大发现，汉代以来，只有1700年前的汲冢竹书才可与之相比。在这批竹简公布后不久，杜维明教授就指出：“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12）

　

四、郭店竹简与先秦文献及有关史实概说（13）

1，孔子与《周易》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李镜池先生等因《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之语，便推测“可见孔子没有拿《易》来教；人说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恐怕在西汉才有这个说法。”笔者经过详细的考察证实，确如《论语》、《史记》、《汉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关于六经的称法，由于孔子早年尚未学《易》、作《春秋》，其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今观郭店竹简，有多处将六经并称，如此李镜池之说不攻自破。

由于孔子之喜好《周易》以致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孔子的易学主要思想主要保存在今本和帛书《易传》中。我考察的结果是：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乾文言》的第一节。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包括《系辞》的一部分，属《论语》类文献。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乾文言》，包括《乾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我名之为《乾坤大义》，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部为孔子易说。至于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当然亦为孔子易说。

2，《论语》与《论语》类文献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集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圣人岂不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好在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种疑虑。

事实上，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刘歆、匡衡、王充、郑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所有这一切，怎能一笔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