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以文献考证文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是，更可靠的途径是二十世纪早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些考古材料，一方面可以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并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新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所以，自从发现甲骨文以来，几乎任何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会改写一段历史。

8，残缺与完形

历史是残缺的。就历史文献而言，如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在传世文献中，又时见伪书。依据完全可靠的文献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和古人之间隔着一条不可跨越的历史鸿沟－－文献写作时的社会和语言环境无法全部再现了，当时文字语言的含义无法全部再现了。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证、训诂等方式缩小这条鸿沟，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假设我们能够跨越历史鸿沟，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仍然不能。语言文字只是意义的记录符号，二者之间也隔着一条鸿沟。《系辞》上早就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秋水》也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历史原来是这样！现代解释学家们失望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不同的历史，那就是历史学家心中的历史。克罗齐甚至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难道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吗？我并不这么悲观。历史尽管是残缺的，但是它毕竟还有实实在在的部分。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实实在在的部分的基础上，去弥补那残缺的部分，从而使残缺的部分越来越缩小，实实在在的部分越来越扩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研究，使历史不断趋向完形。虽然完全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但这却是历史研究努力的方向。

这种不断完形的主张应该是切实可行的。文献或文本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训诂、考证、考古等途径去恢复、去弥补。相对而言，恢复意义的世界更为艰难，但亦非束手无策。按照《庄子·外物》的看法：“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兔；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成为古人的“忘言之人”，便是历史学家的成功！

二、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1，文字、思维、文化（3）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