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思想流派往往是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所关心的问题往往一致，所以它们之间难免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在历史的过程中，这种相互借鉴和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思想的借鉴和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人们早已在杂家的著作中看到各派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郭沫若先生更把荀子作为“杂家的祖宗”，说“他是把百家的学说都融汇贯通了。”（1）事实上，这种学派间的影响和渗透很早就已发生了。史载孔子问礼于老聃，如果说老子对孔子未曾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在我看来，各派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的层面；至于价值观的层面，这种影响和渗透则殊为困难。尽管荀子“把百家的学说都融汇贯通了”，但这主要是就其方法论而言的，至于其价值观却仍然是儒家的，因而他仍然是儒学的大师。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既要注意各派价值观层面的差异性，也不能忽视其方法论层面的相通性。

4，生命主义与认知主义

心有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可称为生命之心，它是心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那一部分，具有情欲、意志等特征，大致相当于英语中heart。一方面，无人心，生命存在的意义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无生命，人心无所附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说：“心与生命同义。”（2）因而，生命之心的功能就是对它自身的体验和感悟。

心的第二个层面可称为认知之心，它是心对事物认识的那一部分，具有理智的特征，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brain。当然，其功能是对世界的认识。它所把握的对象是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它自身、生命之心和其他客观事物。

其实，心的这两个层面也是从事整个哲学研究的两个出发点和两种致思方式。以前者为出发点和致思方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可称为感性方式；以后者为出发点和致思方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可称为知性方式（请注意，此“知性”不同于康德的“知性”）。在现实中，这两种形式在每个哲学家头脑中都是并存的，只是侧重点往往不同。主要靠感性方式建立起的哲学，我称之为生命主义；主要靠知性方式建立起的哲学，我称之为认知主义。我以为，儒家的自孟子至陆王而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可归于生命主义；自荀子至程朱而冯友兰一系，可归于认知主义。

5，范畴与体系

忽视范畴研究可能是多年来学术界的通病，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切实际的一个根源。

固然，一个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他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并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因而，只有在深入、细致地剖析范畴的基础上，才能切实地把握体系。另一方面，充分地理清体系以后，又可反过来更准确地理解范畴。范畴与体系，犹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因此我主张，以范畴见体系，以体系释范畴。

6，考据与义理

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研究传统？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对立的阵营。近代西方学术系统传入中国以后，又有历史学和哲学之出现，亦俨然为两大阵营。古今两大阵营，似乎存在着某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古文经学和历史学都侧重于考据和历史，今文经学和哲学侧重于义理和思想。我们不能不说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偏差。

事实上，文本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文以载道，道赖文存。如果一味地追求所谓微言大义而忽视文本考据，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反之，如果一味地沉湎于文本考据和历史事实而忽视那些活生生的思想，那么传统就变成了一具僵尸。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考据寻义理，以义理促考据。

7，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两千五百年之前孔子就发出了“文献不足”之叹；在传世文献中，时见伪书；而那些本来不伪的典籍，也往往遭到怀疑。如此看来，史料甄辨成为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