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文明”这个概念，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但在我看来，中国的轴心时代是从殷周之际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

第三阶段为中国哲学的成熟期，时在春秋末年。老聃、孔子、墨子都创建了一套完整、宏大的哲学体系，分别成为道家、儒家、墨家的开山人物。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走向成熟。对传统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孔子基本上沿着传统的道路，将文王、周公开创的事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从郭店竹简《老子》看，老聃另辟蹊径，提出反朴归真的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回归传统的孝、慈、礼、义、仁、圣。所以他的主张虽与传统不同，但并不反对传统，更不象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反对儒家。真正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是墨子，他的尚同、兼爱、节葬、非乐、非命等观念，无一不是对周初以后传统的挑战，而其天志、明鬼等学说更表现了对原始宗教的留恋。所以就哲学上讲，墨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三人的思想虽然有如此这般的差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侧重社会伦理价值、风格古朴。

第四阶段为中国哲学的深化期，时在战国。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太史儋、关尹，抑或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在我看来，这次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创建的易学。老聃、墨子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要重新评价。

七、理学对先秦心性学说的创造性再发现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凑巧郭店竹简也有大量有关心性问题的讨论，且其中的许多观念秦汉以后即告失传。因此，以郭店竹简为背景重新观照一下宋明理学，会别有一番意味的。

心、性、情虽然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但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到宋明理学才直接地、明确地讨论三者的关系，如程朱学派集大成者朱熹说：“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以性为体”、“须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出人意料的是，类似的意思在战国时期早已存在，我们在郭店竹简中可以读到。也就是说，现在这批竹简的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关于性与情的关系，《有性》（原《性自命出》上部）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关于性与心的关系，《有性》说：“金石之有声，槌弗击不鸣；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槌弗击不鸣；人”六字为笔者试补）这与1500年以后朱熹提出的看法何其相似！而理学家虽无缘见到这批竹简，却提出相似的见解，亦令人叹服。

陆王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著名的“四句教”，其头两句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类似的意思也可在郭店竹简中读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心无定志”（《有性》）。这些说法正与子思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竹简作者把喜怒哀悲等情感分为未发和已发两种状态。未发状态为“喜怒哀悲之气”，作者称之为“性”。“性”既然是某种“气”，当然是无善无恶的。所以这种思想正与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之语一致。在王阳明的思想中，所谓“心之体”也就是“性”。在竹简作者看来，心由于和物相接触而将“喜怒哀悲之气”引发出来，使之由未发转变为已发，这种已发者就是“情”。正是由于这种已发的“情”是由未发的“气”也就是“性”转变而来，所以说“情生于性”。由于“心无定志”，所以“性”本来是相同的，但当心将它引发出来时，便会“用心各异。”这种“异”，当然包括善恶之别。看来，这种思想与王阳明的“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又不谋而合了。按照王阳明的理解，“意”就是“心之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