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参见下文第七部分）。依此，先秦儒学的发展线索需要重新认识。如关于人性的问题，从孔子到子思，虽然对人性没有明确的分类，也没有明确地谈论性的善恶。但事实上，他们的性包含后代学者所说的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并且义理之性是善的，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至子思后学，则明确地说性有善有不善，当然他们所说的不善之性存在于气质之性之中。与此不同，告子将性界定为生理本能，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其实，告子也应该为子思后学，属思孟学派，只是与孟子持不同意见而已。他的“仁内义外”的著名观点，正是从子思到《大常》等五篇的作者以来的传统看法。或许是为了纠正告子人性论的偏失（即把义理之性排除在人性论之外），孟子认定只有义理之性才是人性，所以主张性善。结果矫枉过正，故荀子起而重新立足于生理本能，将性界定为生理本能的社会效果，因而宣扬性恶论，这便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4，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

我考察竹简《老子》的结果是，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被当作老子的其人其书皆有二。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权谋机心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简《老子》可互证早出（见下文）。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对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374这十年间。

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

5，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上述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座标。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子》是伪书，唐兰先生率先指出，此书实系先秦古籍。后来，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将古本和今本区别对待。如1996年台湾学者陈丽桂教授指出：“竹简《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则当在《淮南子》之后。极有可能就在张湛注列子后，隋以前。”（15）这个意见大致是正确的。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汉书艺文志》班固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竹简《文子》下葬于汉宣帝年间，说明此书当时尚在流行。从班固《汉志》自注看，此书曾为班氏所亲见，也就是说，东汉初期仍然存在。或因班氏疑其“依托”，后即散失。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而从古本《文子》的流传情况看，今本《文子》当形成于东汉中期以后。此书来源相当庞杂，乃古本散佚后，好事者杂采古本《文子》佚文、今本《老子》、《淮南子》等书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