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历史实践中，特别是在传记史学实践中，文史在传记中的具体关系不可能用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加以规定。毕竟文史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受历史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物身上也有其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卡西尔认为：“这两种要素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依赖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机智，而不可能归结为一个一般的规则。在近代的历史意识中，这种均衡比例已经改变了，但是这些要素仍然保持不变。至于这两种力量的分配和强度则每个历史学家有他自己的等式”［25］283。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文与史的关系问题上还应该具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而这一思想用孔子的话来讲可能还是很有启发的。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8］（《论语·雍也》正义曰：“质胜文则野者，谓人若质多胜于文，则如野人，言鄙略也，文胜质则史者，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者，彬彬文质相半之貌，言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为君子。”［29］不言而喻，孔子在此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养性所达到的较高的境界，但对此如果加以引伸为如何较好地把握传记史学文史关系的话，那么，“文质彬彬”应该是历史学家、特别是传记史学家努力达到的学术境界。
总之，西方史学发展史是一个如何从简单而稚嫩的历史观念逐渐走向发达而丰富的历史观念的过程，但从历史叙述学而言，它又是一部从文与史相统一再到相对立，而现在正在酝酿如何统一的历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不断深入，文与史的交融问题不仅成为中西现代历史叙述发展的趋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文与史更好地交融，以丰富和深化历史和传记史学的真实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西历史叙述学正在努力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显然，如果以此趋向来看《史记》所包容的丰富而真实的文与史观念，即将文与史、将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史学观念，毫无疑问，它不仅在中国史学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而且与现代中西史学发展的趋向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史学传记的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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