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普鲁塔克认为叙写传记的基本要求是要破除虚构，重现人的历史真实性。他在《提修斯》传记中一开始就说：“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和历史的真相。”［16］6就史料而言，《名人传》的取材来源十分广泛，有前人的历史著作，当时存留的典籍和文献以及作者亲身了解的传闻轶事。在历史著作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普鲁塔克引证的重要来源，李维的《罗马史》也是他从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文献。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还引用了希腊罗马古代历史、哲学、诗歌中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很多由于早已佚失后世无法见到的材料，就是靠《名人传》独家而保留下来的。虽然普鲁塔克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常常杂糅以主观的评价和道德说教，但《名人传》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还是不可否认的，因而它的真实性又是普鲁塔克追求的目标。对此，他还用绘画表现手法来加以说明：“我们相信一幅画像应该表达本人的性格和气质，这远比仅在外形和特征上相似的画像要美得多。所以我们应该将他的业绩同我们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忠实地摹仿它们，只要提到这些业绩就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而他本人也决不会接受那些对他的业绩歪曲和虚构的叙述，作为对他的真实见闻报答。”［17］384在此，普鲁塔克说明了真实性对于传记的重要性。
　　当然，普鲁塔克也看到了传记人物思想和品质所具有的复杂性，因而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认为传记真实的含义不仅仅指的是对传主的优点加以记叙，而且也包括对传主的缺点也要如实记叙。他说：“我们要向那些喜欢描绘壮丽华贵的人物像的画家们提出要求，如果这些人物有些微的瑕疵，画家们既不能完全忽视也不应该加以夸大。因为后者将使肖像变丑，而前者则使肖像失真。同样地要将一个人的生平描述得完全纯洁无瑕，那是非常困难，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他一生中美好的篇章里我们必须尽可能把它的真相如实地刻画出来。但是，如果由于感情用事或迫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干了一些错事和蠢事玷污了他的业绩，那么，我们应当把这些视为白璧微瑕，美中不足，而不应该把它看作纯粹是卑鄙邪恶的产物，在历史上我们大家不应该过于热衷，不必要地描述这些缺点，相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好像我们所以指出这些缺点，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的本性不可能没有缺陷，而十全十美，毫无瑕疵的人是没有的。”［17］384这说明传记是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虚构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恰恰是历史的本质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对名人的恶行、弱点也进行了记叙，如在《客蒙传》（Cimon）里，普鲁塔克认为能与罗马卢库卢斯相媲美的希腊人，一定是客蒙。“客蒙和卢库卢斯这俩个都是善战之人，在抗击蛮族的战争中战果辉煌，在他们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和罗马人曾经进军到如此遥远的土地。他们又都是温和敦厚的政治家，都因战功卓著而建立了军事纪念碑，并使国家免于内战。”“他们都使敌方溃败却不能使他们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都未能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更为突出的是，两人的奢侈豪华和私生活上的放纵也极为相似。”［16］411
　　显然，从普鲁塔克的传记理论和实践来看，他徘徊于文与史、真实与虚构之间，难于取舍。即他一方面一再表示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另一方面，在写作过程中，他又想使人物努力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而《名人传》的定位问题不但今人颇感彷徨，就是他本人也犹豫不决。正如郭小凌先生所指出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普鲁塔克“认识上的矛盾性和游移性”［19］。同时，《名人传》还有一个无可讳言的缺陷，即作者缺乏严格的历史感，对历史的两个重要要素——时间和空间概念很淡薄，叙述历史事件时通常不说明发生的年月，可以系年的材料寥寥无几，传主的历史活动地理也非常笼统，常常大而化之。另外，作者对数字不甚关心，书中叙述财产数字或货币价值时前后矛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毋庸讳言，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名人传》的历史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