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普鲁塔克认为其传记的任务是揭示名人的性格心理，而并非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普鲁塔克看来，历史和传记是人们自我认识的两种形式。历史的对象应是政治、军事之类重大事件，如传统的“希波战争”、“布匿战争”、“高卢战记”、“朱古达战争”之类令人瞩目的重大课题，而对有血有肉的人物品格、内心世界的工笔描画则是像他这样的传记家的任务。 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毫不隐讳地指出了这一创作意图和方法。如在单独的加尔巴（Galba）国王传中他说：“详细叙述每个事件是正式历史的事，但我的职责要求我不应该对那些涉及帝王的不值一提的小事视而不见”。［16］211而在《亚历山大传》中普鲁塔克则说得更为清楚：“在这一卷里，我将叙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击败庞培（Pompe）的凯撒（Caesar）的两人的生平，这两个人的值得记述的伟大事迹为数太多，我不能不首先说明，我只能把他们一生当中的最为人称道的事迹简单地加以叙述，而不能对每项伟业都做详尽的记载。我现在所撰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从那些最辉煌的事迹之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楚地看出人们的美恶品德，但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者片言只语，往往会比最著名的围城、最伟大的军备和死亡数以千计的战役更能使我们了解人们的性格。”［16］225而在尼西亚传（Nicias）中普鲁塔克还说：“不管怎样，对于修昔底德和菲利斯托斯业已叙述过的事迹，我当然不能完全忽略不提，因为这些事迹显示了我的主人公深深埋藏在许多重大的苦难经历之下的气质和性格；但为了避免粗心怠惰的名声，我只想一笔带过省去不必要的细节，可是对于大多数作家没有注意到的，或是漫不经心地提到的，以及在古代祭祀铭文或公共文告中所发现的细节琐事，我都尽量予以搜集，采用那些有助于了解人物性格的资料，而不是单纯地堆砌那些没有研究价值的素材。”［17］538从以上长篇引论中可以明确意识到，普鲁塔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历史与传记对立起来，特别是“我现在所撰著的并非历史，而是传记”更是将他的传记理念和盘托出。在他看来，既是历史的，就不能再是传记的，因为一个是探索历史事件之真，是真实的叙述，一个是描绘人类的心灵和性格，是文学的描写，文与史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普氏并非毫不理会传主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传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只是认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属于人们所认可的历史范畴，而《名人传》是传记，其主要任务是描写和探索人物的灵魂，以裸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以彰显人物的美德或恶行，而不是对传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写。在这里，普鲁塔克透露了他撰写人物传记的出发点首先是从塑造人物的性格出发，而历史的真实性则被置于其次。由此出发，在《名人传》中，作者以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杂糅以伦理思想和评论，其间镶嵌以绘声绘色的轶事趣闻，特别是这些轶事生动传神，趣味盎然，使得每一位历史人物相貌各异，性格独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但由于普鲁塔克缺乏历史真实的观念，因而其笔下的传主都缺乏同历史的紧密联系，无法具有深厚的历史真实感，都表现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英雄和名人。将普鲁塔克同其他史学家，比如修昔底德斯相比较的话，其长处在于他大量地搜集传记人物的轶闻琐事和隽语名言，刻画传主的气质和性格，这也是《名人传》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而其最突出的弱点，则在于《名人传》在史料的处理上偏离了古希腊史学严格批判的优秀传统。之所以如此，这与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目的相联系，在汤普森看来，“希腊业已丧失其民族性，因为这个变化，希腊民族的许多其它因素也已丧失。这个变化可以说明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世界为什么以实利主义、狭隘小器、缺乏理想为其特征。唤醒业已消失的希腊理想主义对道德的尊重，几乎是普鲁塔克热情而迫切地追求的目标”［18］160。由此出发，《名人传》着力塑造希腊罗马名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楷模，并以比较的方式彰显他们所共有的无微不至的理想道德世界，但这种对比在英文版译者看来，“通篇所表现的，差异多于相似，虽然其中往往富于文学魅力，但却很少有特殊的历史价值。”［16］xiv正如德罗伊森在批评莎士比亚及其他诗人时所说的，“他们叙述事情是以人物的个性为中心，把故事借着人的性格加以开展，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是真正能作为心理解释的事件。事实上，影响事件发展的，除了人物的心理个性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因为事情的发展常超乎推动这些事情的人的意欲之外。”［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