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传记史学；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8)05－0070－07
　　收稿日期：2008－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XSS001)
　　作者简介：王成军(1960—),男,陕西西安市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巨著。司马迁以如椽之笔，以其绝识卓见的史学造诣和史无前例的史家使命感，以及痛心疾首的人生体验，将古今汇于胸中，以探求历史因果，将文史熔为一炉，以彰显人物神彩。《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的有机统一，是因果与人性的水乳交融，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称颂《史记》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史记》所蕴含的发达的文史观念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并具现实意义。当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这一文史相统一思想观念，其实质在于探讨司马迁是如何理解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将文与史结合起来的，是如何用文学的手法反映真实、生动、鲜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探讨司马迁传记史学的真实观念是什么这一传记史学的根本问题。本文拟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司马迁的《史记》与古罗马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的传记史学观念相比较，在深入探讨中西古代史学及传记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不同特点的基础上，对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加以现代诠释，以加深对现代史学及其传记史学观念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
　　1《史记》是以纪传体为形式的通史巨著。清人赵翼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2］5司马迁以为个人作传的形式来叙述漫长的历史进程，将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描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史记》即是文史结合的佳作。
　　首先，求真是历史的基本特点。关于历史的特质问题，中外史学家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求真。古罗马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122)就用形象的语言表达求真精神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本身”，“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3］1,4,6因而求真是历史的基本特点。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也是如此，即将历史的真实置于首位。
　　其一，从史籍中探求历史之真。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博览当世典籍、石室金匮之藏，据学者统计，“单以《史记》本书考校，司马迁所见古书即达106种”［4］。在广泛掌握历史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司马迁考订史料真伪，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如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盲从：“吴楚之君自称王，《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讲之曰‘天王狩于河阳’”［5］《孔子世家》。而对于汉朝的历史，司马迁也勇敢地予以揭露和抨击。试看刘邦，这个被董仲舒神化的“圣人”，在司马迁笔下，其无赖、奸诈、自私、虚伪本相暴露无遗；且好酒及色，粗野无礼，薄恩寡义，有急则找人代死 ，遇难则踢儿下车者三，心狠手辣，虽至人间极位，然丑不可没。即使对当朝的汉武本人，也直书其“外攘内同”、“多欲”与民争利的罪行，不为尊者讳，突出表现了司马迁不畏强暴，勇为史学献身的高尚史德。因此，《史记》被班固等人称之为“实录”。［6］《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