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显然，如果将《名人传》和《史记》相比较，从共性方面而言，两者都具有人所公认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对中西传记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不同点则由于两人的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他们对文史观念（实质为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和普鲁塔克一再强调其传记的独特性相比较，司马迁始终以史官世家而自豪，以“论载史文”为己任。在《史记》中，司马迁牢牢把握住历史这一主轴，从真实的历史实际出发，自觉地将历史人物的叙述置于严格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刻画出众多但又各有特色的历史人物，既表现了鲜活而真实的人物历史，又反映了长达3 000年的真实的历史过程，由此成就了《史记》为中国史学史上无可非议的最著名的历史学著作，司马迁也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其二，司马迁在开创我国“正史”体例的同时，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自觉地运用文学的表现方式对传记人物加以塑造，因而《史记》中的历史人物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也具有文学的典型性，使文学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文与史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后世留下了辉煌壮丽的史传作品。其三，与普鲁塔克徘徊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相对照的是，司马迁在着力使文与史相结合的同时，仍认为《史记》最重要的支撑点是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传记成果：“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5］《太史公自序》。显然，同普氏相比较，司马迁是在强调自己并非是在创作，而是时时刻刻复原历史的真实特色，将文与史最终统一于历史进程之中。当然，这种追求历史真实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是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以探求整个天人、古今变化的内在真谛，“成一家之言”，并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史记》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向是史传结合，文史统一。《文心雕龙》高度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写作方法，认为其文学性并未破坏其历史性，其仍然可以与被刘知几誉为“述者之冠冕”［20］的《左传》并驾齐驱，或者说，远远地超过了《左传》：“观乎《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21］。如汪荣祖先生所言：“史传合一，既为定体，吾华史学传统，遂以人为中心矣”。［14］78清人赵翼也指出：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一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3。现在的问题是：将司马迁的这一文与史的观念置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其结果如何呢？
对于西方来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史关系问题在史学和传记史学中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呈现出两难的状况。其一，在历史研究中以探求历史事件的原因为旨归。这一思潮以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为其代表，修昔底德在历史研究中旨在“辩别事实和原因，并在原因中去辩别原因与诱因”［8］152，而波里比阿则去“辩别开端、原因、与诱因”［8］152。“修昔底德轻蔑地提到那些以在演说比赛中得奖为目的而写出的历史，轻蔑地提到那些为取悦于凡夫俗子而沉湎于寓言的历史。波里比阿也痛斥这么一些人，他们力图突出动人的详情细节，描写乱发蓬松和泪流满面的妇女以及骇人听闻的场面，好像他们在写悲剧。”［8］147其二，突出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在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优美的修辞和描述生动的道德训诫。比塔西陀声称，他的研究主要是搜集那些善恶昭彰的历史事实，“为了不使美德湮没无闻，而使后人对秽迹恶名有所畏惧。”［8］156普鲁塔克也是如此。伽达默尔指出：“像希罗多德甚至普鲁塔克这样一些人的历史著作能够很好地把人类历史起伏描述为大量的道德事例，而完全没有对他们自己当前的历史性以及人类此在的历史性进行反思。”［22］显然，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不过，在看到希腊、罗马两大史学流派的趋向具有矛盾对立性的同时，还要看文与史的统一乃是其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趋向的另一方面。正如汤普森所言，“如果相信修昔底德对于历史进行合理化处理就贬低了道德力量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的话，那就离事实太远了”［18］43。这样看来，传记史学在罗马的出现和发达并非偶然，而是其实用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罗马的传记则同其史学发展趋向相一致、在史与传相统一的同时，则较中国而言，又更多地表现史传、文史的分离。因而自希腊、罗马始，西方传记走上史传分离、文史对立的发展道路，如汪荣祖先生所指出的西方“史传若即若离，和而不合，传可以辅史，而不必即史”。［1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