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司马迁注重实地考察，探索遗闻，以鉴别事实的真伪和校勘典籍正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行事。”［7］581“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5］《太史公自序》“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5］《五帝本纪》其足迹踏过汉朝的大部分地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6］《孔子世家》，“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5］《魏公子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5］《春申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异殊。”［5］《孟尝君列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5］《屈原贾生列传》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指出：“波里比阿有好几次说过，根据书本去写历史是容易的，因为只须住在藏书丰富的城里就行了，但真正的历史要求熟悉政治和军事并对地点和人民具有直接的知识。”［8］146德国的德罗伊森认为：“直到人们把碑塔纪念物以及非文字遗物也当作了历史材料，并建立了处理他们的方法之后，研究的深度增加了，基础才能渐渐稳固。”［9］92司马迁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但熟知文字的记载，而且对非文字遗物进行了考订，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亲自的考察。流星毕业论文网，www.2008w.com 
　　其三，近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在于史学研究的重点由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向对历史的解释转移，并认为这一正确的解释也是真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了《史记》的史学纲领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1 276这一纲领意味着，司马迁用“通变”的观念来整理、分析历史资料，以探讨历史事件乃至于整个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趋向，这是司马迁最为深刻和最为重要的历史真实观。如对秦的兴起这一汉代学者所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司马迁首先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即秦从其孝公始，始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5］《秦始皇本纪》。“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5］《秦始皇本纪》在这一真实而发展的历史系列的基础上，司马迁用其进步的通变史观进一步研究秦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写道：“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5］《六国年表序》在这里，司马迁揭示了秦孝公因时代之异而变法是秦取天下而成功的根本原因，并对某些学者因秦在位日浅，不察其始终而否定秦“成功大”的历史意义作出批评，显示了司马迁深刻而真实的历史意识，可谓独具慧眼。正可谓“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10］。
其次，人物是历史过程的载体。《史记》在探讨历史因果的基础上，“继《春秋》”，将历史进程原因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自觉运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探索性格各异的传记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彰显了人的思想、心理和性格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再现了历史主体完整的精神风貌，具有强烈的文学感染力。因而在《史记》中，人物成为历史过程的载体，并获得了历史主体地位，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表现方式，为中国史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一，司马迁对其所叙述的主要人物形象加以描绘，使人物形象塑造与史事剪裁相联系，生动传神，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如项羽“身长八尺，力能扛鼎”［5］《项羽本纪》，“闻项羽亦重瞳子”［5］《项羽本纪》；说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5］《高祖本纪》；说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5］《留侯世家》；说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5］《李将军列传》，惟妙惟肖，使人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