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近代，西方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改造历史学，历史学试图以自然科学自居，开始了实证主义史学为主要代表的时代，兰克的“历史自己会说话”的经典格言，割断了思想和情感在历史学中存在的合理性，如英国剑桥史家柏里的名言：“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其文史对立的观念也登峰造极。当然，截然对立的文史观念对于建立史学独立的学科体系有积极意义，但也出现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作茧自缚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有沦为自然科学的奴婢的倾向。因而在19世纪末，伴随着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西方现代史学应运而生。
　　概而言之，从历史叙述来说，现代西方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即表现为将文史合一的长期努力。以沃尔什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历史“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 。“靠了历史思维，我们就达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了”。［23］显然，“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这一历史的特点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它不能脱离文学和修辞的作用。章学诚早就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24］海德·怀特的《元史学》理论也表明，无论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虚构性的成分。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性、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和事件，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而对于传记史学而言则尤为如此，如汪荣祖所说：“史迁增饰辞藻，亦欲显其人、申其人之精神耳，故虽似传奇之代作喉舌，非欲虚构故事，但求‘伟其事，详其迹’而不失其真也，班固删削，虽较翔实，而马传之奇遂失。”［14］80-81因而从19世纪末开始，文史合流成为发展趋势，而到20世纪达到高潮。但仔细观察文史合流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文史合流的积极意义乃在于强调了文学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作用，打破了长期横亘在文史之间的人为阻塞，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在充分肯定这方面积极性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一思潮所包含的另一种倾向，即在强调历史应具有文学性的过程中，却也存在着试图将历史事实解释化，历史叙事趣事化，历史时间空间化，历史学科文学化，削弱甚至取消历史的独立地位的潜在趋向。这是对历史自然科学化的一种过激反应，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之嫌。
　　从广义的历史而言，修辞性和文学性毕竟是历史的产物，而具有历史性，因而历史是文学的惟一的视域，文学自始至终都是在历史的这一绝对视域中活动，其本身也具有历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具有历史性。当然，如卡西尔所说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25］258。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必须通过文学来获得生存的权利，因为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并不在于运用语言，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用散文，——用韵文”［26］，在于运用语言的目的，在于历史学家“在他的概念和语词注入了他自己的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25］258。
　　由此看来，所谓历史真实的意义与以往兰克史学所宣扬的纯客观史学观念迥然不同，也和纯粹的文学表现方式有所区别，历史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有其主观的一面，因而历史真实乃是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所以，所谓史学传记的真实问题其实质是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叙述而言，历史的真实是要消灭虚假，使其叙述以符合客观的历史进程；而文学的真实也是要排除虚假，它要求其描述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而对于传记史学而言，则进一步要求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以此观点来看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特色的话，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而与“因文生事”不同。因事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7］261。同时，金圣叹也指出《史记》一书不仅仅是“以文运事”，而且又有“因文生事”的特性［27］309。所以，《史记》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