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史记》在对传主外形描绘的同时，又借助文学手法以探索人的性格和复杂的思想世界。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轶闻趣事在人物传记中的作用。它成为司马迁揭示人物性格、心理的重要工具。《史记》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既具有浓厚的个人特征，又兼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而轶事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如张良的圮上纳履，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5］《高祖本纪》的喟叹，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也”［5］《项羽本纪》的雄心壮志，陈平的均分社肉但志存高远，等等，对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史记》中人物往往集多重性格于一身，多重矛盾于一体。如项羽，既有破釜沉舟的壮举，也有坑秦降卒二十万的暴行，还有垓下的儿女情长，更有自刎乌江的从容洒脱。在多重性格和多重矛盾的斗争过程中，既展现了历史人物所特有的细腻而丰富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生动真实但又复杂多变的特点。
　　其三，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深入描绘人物心理的复杂活动，特别注意描绘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将人的性格置于同命运的尖锐矛盾冲突中，以体现传记人物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其中，司马迁本人同其悲剧命运的英勇抗争，成为史学绝唱，并为《史记》注入了呐喊、激荡的勇气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气概。整个《史记》洋溢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意志，高扬着不屈不挠、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传主“呼天”则叹其不公，“呼父母”则哀己不幸，淋漓酣畅，快意恩仇。因之，《史记》被称为“悲剧人物的画廊”。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和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1］德罗伊森认为，“心理学的解释就是要在历史事实中找寻推动此历史事实的意志力”。［9］37
　　总之， 司马迁在中国古代记事、编年史学的基础上，又创立了记人的史学体例，关键是在记人的体例中又将记事和记年统一起来，三者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三者相加，而是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和叙事为辅助，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描写有机结合起来，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史学体裁——纪传体。不过，“本纪虽以编年的形式，但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等四篇本纪都有程度不同的传记形式。列传虽主要是人物传记的形式，但如儒林、游侠、货殖等都是综合论述而带有传记形式，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及大宛等传都是综合论述并带有纪事本末的形式。”［12］这在“列传”中表现最为突出。毋庸讳言，“说《史记》是伟大的著作，并不是说它就完美无缺。《史记》是纪传体的第一部，却又是纪传体中最完美的一部。”［13］“盖自彼作古，无所谓范畴也。其所述论，偶有疏误；议论亦未必得当。”［14］76但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史记》千古绝作也。不徒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而已，其寄意深远，其托意皆有所独见，而不徇于流俗。”［15］
　　2《名人传》（原名为《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是普鲁塔克将希腊和罗马的名人作平行对比的一部史学名著。它从半神话人物、城邦建立者——古代雅典国王提修斯（Theseus）和罗马王政时代第一位国王罗慕洛(Romulus)写起，直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加尔巴和奥托为止，包括大约1 000年的历史。现存《名人传》50篇并非全为希腊、罗马名人，其中49篇为希腊、罗马人，另有1人为波斯国王。《名人传》以古代希腊、罗马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传记中，既可看到希腊、罗马近千年的上层人物活动的许多具体情况，也可窥见希腊、罗马乃至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广大地区的社会历史风貌。当然，从传记史学的角度分析《名人传》，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思维的特征同司马迁的史学思维特征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