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这在思想家身上体现的更为重要直接和鲜明。思想家是人类历史的少数分子，注定是要经受“曲高合寡”的磨历、孤独困苦的“煎熬”。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重大问题的思考，需要的是大智慧、大勇气，没有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坚韧不拔的拼搏劲头、勇往直前的决心毅力，是断然做不来的。逻辑和自然的奇妙世界、知识和社会的潜在危机、人类苦难与文化灾难等等问题，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强烈地激发着他们的使命感，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不断增强着他们内心的激情和力量。他们沉醉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王国中，翱翔于别人无法企及的神圣殿堂里，品尝着神奇美妙的芳香，享受着伟大神圣的光荣。但一最出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立刻就会被现实所包围，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弹奏的“天曲”无人能懂，他发出的声音淹没入海，而他敏锐所看穿的危机与矛盾，又深深痛刺着他的心灵。甚至有的思想家生活在穷困之中，自家生计都难于为继，但却胸怀世界、放眼未来。有的甚至面临被驱逐、监禁等现实生命危险，但仍然关注着社会历史命运。这必然决定着思想家的悲剧性格和不幸命运。柏拉图说：“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的。”有人对近代20位哲学家进行过统计，他们中有疯狂、自杀、独身等“病态性”倾向的不在少数，而离群索居、有孤独感的更是普遍存在。他们中间不止一个人象胡塞尔那样认为，要彻底探索真理就要冒生命危险。因为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中的佼佼者，需要有目的从事思想历险，甚至是体力上的历险，以获取思维的力量，达到控制自我的目的。有些哲学家走向追求死亡的极端，或者尽情地宣泄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尼采写信给一位医生说：“我的存在是可怕的负担。偿若我不是在这种遭受磨难和近乎绝对地克制自我的境况下从事思想道德领域中最本能的检验和实验，我早就活不下去了。也就是说，这种渴求知识的快乐使我升华到征服一切苦恼和失望的高度。”（张峰等著《20位西方哲学家个性心理窥密》）拜伦也深刻地认识到：“忧愁就是智者之师，知识是悲苦：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哀一条致命的真理——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哲学家叔本华更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而知识正是人生痛苦的放大器。指出：“人比动物之所以具有更多痛苦的原因是在于他具有知识。”“智慧愈发达，痛苦的程度就愈高，彼此之间存在着正比例。这种痛苦在人类表现的程度最高。一个人越具有超凡的智慧、越有清晰的认知，他就越痛苦。天才者，最痛苦之人也。”（《叔本华随笔和箴言集》）
“伟大的思想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向人人奉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那些似乎毫无疑义的事情提出质疑”（艾伦·伍德《罗素——热烈的怀疑者》）。思想家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他以个人身躯胸怀天下大事，抛开个人利益关怀人类幸福。他是科学思想和文化的反叛者，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揭露者和批评家。他的对手不是个人，他的反对者往往是文化大众及既得利益集团。他以个人的微弱身躯面对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这就造成思想家往往不能很好地与社会相融合，甚至受到大众的误解、社会的打击和迫害。这种压力往往会把他碾压得粉身碎骨。真正的思想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受尽人间苦难和打压，过后人们又会将他奉若神明。这可能正是时代和历史的悲剧性所在。其中的原由在于：俗统帅着大众，也可以说是，过去统帅着现在，死人统帅活人。在尼采看来，“只有少数人，一些极为杰出的人物，才敢打破习俗，这样就激怒了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始而用冷漠来疏远他，继而用道德来诅咒他，终而用法律来绞杀他。所以，第一个打破习俗，宣布真理的人，一定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被他的祖国和同胞所‘放逐的人’，他们除了‘发疯’或‘佯狂’外，别无选择。”（曹锦清《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古希腊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就是因自己的思想被同胞处死的。但丁的墓志铭上也写着：“我但丁躺在这里，是被我的祖国拒绝的。”近代的布鲁诺为捍卫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也被教会活活烧死。“人类是通过火刑架飞向宇宙的”（施捷克里《布鲁诺》）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也说明了传统社会文化对科学知识发展的严重制约。知识发展不仅有社会文化因素，在当代更直接地受制于科技体制内部分层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在评判和接受新的知识时，不仅依据知识的客观性原则，还直接受到研究“范式”的制约。“可以说，独有中肯的事实和逻辑才是影响科学家的东西。然而，几乎任何主要理论在被接受时都遇到过很大的困难。”“少数有名望的科学家，其错误概念在他活着的时候会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爱因斯坦曾写道：“独有死亡才能拯救犯大错误的人”。普朗克也曾指出：“科学观念的改变不是因为证据而仅仅是因为老的卫道士的死亡和新一代的出现”。（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
知识创新的悲哀还在于，思想家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思想家的知识及体系不可能没有问题，并且往往是大问题。有的问题可能被当代人发现，有的则要几代人，甚至上千年以后才能消除。所以，所有思想家都要清醒的意识，不能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绝对无误的，更不能将自己的思想作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思想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无误性，而在于思想对世人的启示和对问题的揭示。有哲人说：获得哲学上的不朽地位的最可靠途径，就是提出某种耸人听闻的学说，尔后被证明完全是错的。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大名都是依赖其后继者对他们学说的反驳而留名清史的。诚如奥斯汀教授所曾指出的那样：“为了成为一位大哲学家，你就得铸就一个大错误。”罗素本人就曾写道，哲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问题本身。一位哲学家所获得的结论常常不如为获得这种结论而进行的那些研讨更重要，也不如使他获得结论所凭借的那种探索精神更重要（艾伦·伍德《罗素—热烈的怀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