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在当代，科学技术以磅礴之势改变着世界，成为主宰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力量。现代科学和技术不仅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因而也就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技术通过生产效率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消除了以往人们在自由、平等的名义下所提出的不满和抗议的理由。当代工业社会因此成了没有对立面和反对派的单向度的社会，它利用技术的进步而不是传统的恐怖手段征服了对立的、离心的社会力量。现代社会把科学技术上升为国家意志，努力通过科学技术实现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实力的目的，使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新意识形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传统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包含某种超越现实的“美好生活规划”或理想，也包含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则抛弃了理想和价值，而且阻碍对现实（社会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因而更具辩护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于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它掩盖了实践问题，而且又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第三，同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即不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等欺骗手段了），它是透明的、直接的，即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我个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揭示的这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在后现代化国家更加明显和突出。关键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到第一位，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社会与经济、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否则，单纯追求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可能造成新的社会分化和动荡，那时就会出现真的合法化危机。20世纪美国工程技术权威范尼伟·布什说：“今天，人们过多地说到科学的力量和合理性，而对科学固有的局限性则说得太少，这是可怕的情形。”他还说：“科学本身并没有提供解除个人、社会和经济灾难的万能钥匙。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条件下，科学仅在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才有益于民族的福利事业。”（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
现代知识和科技的兴起和发展推动着社会形态的变革。在持续不断的理性化过程中，各个传统社会逐步进入了现代社会。这种理性化包括社会的理性化与文化的理性化。社会理性化是指以秩序、效率和理性为目标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制度和体制进行改造，文化的理性化指用理性的经验知识不断地降低宗教等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社会的理性化极大地促成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但也把人们的文化追求和感情经济化和客体化。表现在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效益、效率和功能，在驱使人们做出行动的动机中，理想、信仰等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在逐步淡化。人们在追求现实利益、财富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成了机器的奴隶、商品的奴隶、官僚制的奴隶。文化的理性化确立了知识与科技的世俗化权威，但也造成了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崩溃和断裂。随着生活世界神意魔咒的解除，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也失去了终极的依据。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是由于把合理性这一手段当做终极目标来追逐的作法，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人的本性发展，不啻是一座“铁的牢笼”（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
说到理性化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困境，不能不提到当代伟大的哲学家——福柯。福柯深刻揭示了弥漫于现代社会生活之中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使把作为社会理性化手段的“规训与惩罚”问题暴露于世人面前。福柯分析认为，存在着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微观权力”和权力关系无穷复合的网络。“权力的微观物理学”通过“灵魂”操作身体。“身体也直接包含于政治领域内；各种权力关系则直接控制它；它们笼罩它，标明它，训练它，折磨它，迫使它执行任务、举行仪式、发散符号”，“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和造就温顺、守秩序的人，它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的结合来运作。“车间、学校、军队受制于有关时间（迟到、缺席、怠工）、活动（漫不经心、粗枝大叶、无精打采）、行为（粗野无礼、桀骜不驯）、言谈（闲聊、傲慢）、身体（不正确的姿态、不规则的手势、不卫生的躯体）、性欲（下流不贞、粗鄙猥亵）诸方面的一整套微观惩罚。从轻微的体罚到轻微的剥夺和轻微的羞辱等一系列程序同时由惩罚方式使用……，每个人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现代社会通过建立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系统，正在把这种规训技术从刑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规范的法官无处不在。我们正处于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之中……监狱网络，以它严密或分散的形式，以它嵌入、分类、监督、监视的制度，已经成为规范化权力在现代社会的最大载体。”“监狱网络构成了权力——知识的一副盔甲，而这又历史地构成了人的科学。可认识的人，是这种分析笼罩和这种统治——监视的对象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