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社会理性的非人格化还表现在科技队伍自身之中。现代科学专业化特征极其显著，科技工作者被局限于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对人间万象无暇顾及而感到陌生，对其他知识也难以广泛了解，造成“对很多的东西知道得很少，对很少的东西知道得很多”的结局。“专门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单面人才”，有违人的整体发展，可能走向人性的干瘪与人情的枯萎。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也成为与他人交流和理解的障碍。就如同汤因比所说：“过度的专业、门化使专家和一般大众——包括有知识但不是专家的一般人——相互疏远。专家们轻蔑这些人是外行；而非专家的人们往往贬低专家，认为他们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以外，是别无他用的人。”（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
当代著名思想家弗洛姆认为，在现时代，一个新的幽灵正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新的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其实，法兰克福学派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对科技文明以及作为其理论前提的近代知识革命存在的问题作了反思，他们的追问的是：为什么启蒙运动会走火入魔？为什么笛卡尔新科学的理想——数学宇宙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恶梦中沦为泡影？为什么在培根、笛卡尔、伽利略所热烈呼唤的新时代里，人类并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而是沉沦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他们“审查的结果表明，在理性的本质中包含着病态。在理性话语的核心，包含有一种暴力的因素，极权主义的因素，对现实的奴役和对机械论的捍卫。正式理性自身的这一毒瘤，使得最初作为神话的解毒剂而出现的理性，最终转变成一种新式神话，一种奴役人的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与逻辑成了理性的重要帮凶。”（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现代社会是不健全的、病态的，其根源在于技术的非人道化的发展。要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首要的是实现技术和社会系统的人道化，使它为人的福利和成长服务，“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时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为认识而认识”的科学应该走向“为人类幸福而效力”的科学。
四、双刃剑之灾。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急剧发展，知识范围的迅速扩大，主宰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外，也带来了生态危机、战争威胁、社会持续急剧转变等前所未见的问题。“在日益恶化的问题不可收拾之前，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便是如何令知识的增长能真正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福祉服务，如何令追求和发展知识的活动，可以同时发展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加重大和紧迫。科学技术使全球变小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密切了，但其负面影响和毁灭力也更加突显了。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创造还是毁坏，改善还是崩溃，进化还是退化，这些全球性问题已经非常急迫地摆在人类的面前。
1968年4月，在意大利罗马林赛科学院，一个自称“罗马俱乐部”的国际性的未来研究团体成立了，它通过对“人类困境”的研究，以大量丰富的实际材料，在客观上证实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极后果，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所造成的威胁。罗马俱乐部以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而著称，对世界产生了经久性的影响。所谓全球问题，就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复杂性，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密切关注通过协同一致的国际行动加以解决的问题。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主要表现在人口爆炸、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世界经济危机、军备竞赛等方面。罗马俱乐部认为，在“全球王国时代”，有一个新的因素有力地进入了人的命运这就是自己的巨大的而又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然而，它却代表了一种最成问题的发展，因为它既能被明智地、有节制地用来为人自己的利益服务，又能被不顾后果地用来加速走向人的最终覆灭。如果让现在的趋向继续下去，到头来就会出现黑暗的衰落时期，只有转到相反的潮流上去，人类才能再从内部安全地驾驭人类的历程（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
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从历史肇始时起，人类就开始抛弃其自然的适应和生存能力，而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的脑、技术能力，并用它去改变环境。但是，人类却滥用了这种能力，使之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明智程度，以至由于开发过速而造成自然界的毁坏。罗马俱乐部对于人类这种“征服自然”的后果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这到底是在开创新的里程碑呢，还是在挖掘自己的墓穴呢？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更加剧了人类与环境的不平衡性，而原子能发电和计算机时代的的现代野蛮人，却强烈地一味沉醉于自己的桅干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使人类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使人类遭殃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甚至有使人类从地球上消失的可能性。沙赫纳扎罗夫指出：“没有知识便不会有毁灭的危险，这种认识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核战争危险来自知识，也必然葬身于知识”。（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罗马俱乐部还把“人类困境”的性质分析成社会组织、政治组织赶不上物质革命的危机，分析成政治发展同技术进步结构发生矛盾，或者说社会结构与技术革命不相适应的危机。认为一方面极为复杂的系统支配了全世界的舞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却仍然划分为各种只顾自己利益的单位，每个单位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为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优势而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有全球性的“超系统”而没有有机的世界性团体，在社会政治发展和技术进步结构之间存在的这种不相适应和矛盾状态，是现在人类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罗马俱乐部还认为，“人类困境”不是先天的生物学危机，而是后天的文明危机、文化危机，“几乎一切人类麻烦和世界崩溃的答案实际上都非常简单地存在于我们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