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事实上，人的生命活动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思维认识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传统的唯理派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把人的众多活动形式规定为一种样式，即认识活动。似乎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对“知识的渴望”，而认识的主要功能是求真。似乎人生的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真理光辉的照耀下而得到全部的解决。近代唯科学主义发展伊始，就有人看出了这种知识观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是与笛卡尔比肩的帕斯卡尔。在他看来，人生的问题远比知识问题重要。人不是为了知而存在，相反，知是为了人而存在。理性和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相反，理性和科学应该在人生哲学的意义上被审视（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有人在评价这两位近代哲学巨人时说，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他们一个在哲学上重新开创了一个理性主义时代，而另一个则似乎要预告这一时代的危机。他们一个对近代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而另一个对于我们人们的意义看来更多地是在当代。”（何怀宏《生命的深思——帕斯卡尔漫述》）启蒙思想的重量级人物卢梭发现，启蒙运动的主导精神——理性和自由自相矛盾，理性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多的不自由。理性知识一种认识能力，还需要有所依托，另有把持；科学技术知识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本身，需要价值取向来引导从而善加利用。理性主义信奉“美德即知识”，把全部伦理问题还原为知识问题，或者说，把伦理学说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卢梭反其道而行之，把苏格拉底的命题变成了“无知即美德”。他撕裂了连接美德和知识的那条虚幻的纽带，认为知识不仅不等于美德，而且正是人类道德沦丧的一个阶梯（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康德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知识与信仰、必然与自由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明确指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道德高于科学。康德之后的古典哲学，则又迷失在绝对真理的体系化构建中。海德格尔认为，思维已经在理性的旱地上呆的太久了。也就是说，传统思维方式对知情意、真善美的割裂应该住手了。脱离情和善的知（理性）是病态的知，脱离善和美的真是抽象的真，变态的真（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我们再来看看知识的极限和边界。爱与恨的情感体验、对艺术的审美品味等丰富多彩精神生活，客观知识是无法把握的。人的贪婪、罪恶、异常行为等主观性问题，也是科学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域。人为什么有意志？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必须行善？人为什么有信仰？这些问题用概念和逻辑是无法进行分析的。由此看来，人的理性无论向哪个方向伸展，都可能碰到“黑洞”。追溯过去，它会碰到难以说清的“终极原因”；展望未来，则又有“世界末日”之类的恐怖前景；向辽阔的宇宙眺望，“边际”则成为头痛的事情；往物质微粒窥探，则又因找不到“原初物质”而苦恼。它解决的问题越多，由此引出的更复杂的问题也越多。所以人的理性，永远只能进行艰辛的跋涉（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需要有艺术、文学、宗教和伦理等等来展示他们的丰富特性，来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精神支柱。
传统哲学以知识为第一性，把人的生存放在第二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陷入对知识的冥想，沉溺于形而上学的世界，不再关怀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有人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知识论哲学的荒谬性作了一个简单却又深刻的说明。“在原始社会那里，生存，即各种欲求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是占第一位的东西。贫乏、艰苦、危险的生活条件不断驱迫他们去寻找安全的住所和吃的东西，他们不可能也无暇去谈论任何玄虚高妙的东西。他们关于自然界及周围环境的种种认识（如捕鱼、打猎、采集的知识，同其他部落的知识等等）都是直接服务于他们的生存的。在这里，认识对生存意志的服务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原始人的巫术神话、宗教意识和祛除灾难的种种仪式也决不象文明人所设想的那样，是闲来无事的诗词，海阔天空的遐想。它们和原始人的生存问题也有着直接的功能关系，换言之，所有这些原始人的神秘的认识也都同样地服务于他们的生存意志，是他们的生存活动的实用证书……在文明人那里，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和积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认识、知识成了第一性的东西，欲求和意志则成了认识的仆从。仿佛人一诞生下来他的全部使命就是认识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生存问题……在文明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幻象是不奇怪的。因为文明人一生下来就要受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这容易使他们形成这样的幻觉：认识是他们的首要的任务。他们受的教育越多，他们的思想就越被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知识外壳之中。于是，对原始人来说是如此急迫的生存问题，对于文明人说来却变得遥远了，变得隐蔽而不明了。知识犹如原始森林中落下来的枯叶，把地面牢牢地遮蔽起来了，人们再也看不见地面本身了。人们渐渐地习惯于这个由无数知识编织起来的华丽的世界；尤其是哲学家们，无休止地争论着各种形而上学的问题，甚至干脆把人称作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这些哲学家素以思想深刻而著称，其实，与其说他们在思索，还不如说他们在做文字游戏；与其说他们在揭示什么真理，不如说他们在掩盖什么真理。在他们那里，深刻就是肤浅……现代文明人对知识的崇拜更为严重，只有当他们的生活被撕开一个裂口，即面临巨大灾难时，他们的目光才会重新回到生存问题上来。”（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索》）
三、理性的囚徒。近代由笛卡尔引发的认识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以牛顿力学和麦克思韦电磁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又相继导致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开创了近代西方现代化的历程。知识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繁荣富强。但知识进步并没有自动地产生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少数掌握知识力量的资本家是富裕了，作为社会大多数的人民并没有消除贫困和失业，反而在新的基础上受到更大的剥削和奴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和突出。这正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努力揭示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实，也是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结论的基本原由。另一方面看，知识和技术还加剧了近代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国家实现了富强，其他国家仍处于传统社会。西方国家企图用先进知识和技术力量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把野蛮和战争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最终引发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的力量有目共睹，对“落后家要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但千万不能忘记解决民生问题和实现社会公平对构建和谐幸福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单凭知识和技术的力量是不够的，公平和正义才是社会幸福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