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罗马俱乐部对制约人类发展的极限也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承认人类增长的真正极限，与其说是物理的，勿宁说是生态学的，生物学的，或甚至是文化的。关于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极限，贝切伊说，我们简直不知道人类对生态学的破坏，自然发生层的变形、退化等等对于人类生态学影响的后果，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着我们能在其中继续我们现在的实践的安全的限度，也不知道侵犯了这些限度，我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人类虽然表述了一种一般的物质论，却缺乏一种生命论。关于文化极限，贝切伊强调说，一般地说，人类增长和人类发展的极限问题，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极限。“人类并不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安全地启动的星球的负荷能力和人类个人的生物心理能力的极限是什么，然而，不预先承认和估价这些外部极限和内部极限，却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巨大过失”。（贝切伊《人的素质》）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对于增长的最严重的极限，具有着政治的和社会的性质，或取决于我们对管理我们时代的复杂系统缺乏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总的失调状态和一切相对后果，都来源于人类的文化发展在根本上落后于其技术进步。“要是人类体系是这样一来地无政府状态并被许多内部壁垒和牵制打得浑身是窟窿，又被巨大的功能失调所毁损，那就容易理解，人类将永远也达不到对于地球的外部极限的合理、有效的利用，甚至人的理论上的内部极限所能保证的物质增长的最高限度也达不到”。（贝切伊《人的素质》）
人类为了谋取幸福而从事的事业，却屡屡与人的愿望相违。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基本价值最终要对我们的许多困难承担责任。为此，罗马俱乐部也提出了解决“人类困境”的对策，关键问题是要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把人们的思想认识调节得适应于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形势，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趋利避害。在人的使命中，首要的是加深我们关于人及其宇宙的知识，关于人类体系必须在未来依据的基础性知识，寻找和遵守同地球上的有限生物物理资源有关部门的“外部极限”和决定于人在生物和心理上适应外部生命世界的“内部极限”。其次是维护和发展人类的文化遗产，促进建立在国际新秩序基础上的“世界共同体”的意识，通过制定世界生态计划的办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研究是发人深省的，对我们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理想国的现实浩劫。论及人类知识和思想，对乌托邦思想则不能不提。因为它不仅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寓意。在人类思想史中，乌托邦思想是先哲们批判黑暗社会现实、憧憬完美理想社会的产物。其代表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城》以及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是种种想象中理想社会的通用名词，其显著特点是刻画出一个完美无缺但也许无法实现的社会。乌托邦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当时社会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对未来的美好社会作了明晰而生动的预期，并向人们指出了促使社会进步的方法和原则。乌托邦的基础是乌托邦主义精神，即认为社会是可以改进的，而且是可以改造过来以实现一种理想的（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乌托邦思想在揭露批判社会存在问题、唤醒社会改革等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乌托邦思想脱离社会现实、将理想社会建筑在虚幻的基础上，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企图用理想思想图景改造社会的实践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
乌托邦思想家，从一个侧面来说，未能认识到社会进步必须具有可靠物质基础的必要性。道德--宗教的乌托邦思想家的设想，完全是唯心的——全然远离现实世界。更为根本的是，乌托邦思想家忽视了人的本性对社会秩序的基础地位。因此，他们往往误入歧途。正如罗斯教授所说：“认为人的缺陷是由社会的缺陷造成，并认为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路线管理社会，这些人的缺陷就会消失，这种想法是再愚蠢不过了。”（罗斯《社会学原理》）清楚有害的影响和罪恶的制度并不能使人成为圣人。乌托邦思想家压根儿不理解人的特性，也可悲地误解了其他事物。任何使社会臻于完美的运动，其基本要点在于对人性进行控制（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一个无视人的自利本性的社会结构只会引起分歧、冲突和分裂。忽视生物事实的人学和实践必然因误解人性而使骄傲产生于瑁、人性没落于后（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
乌托邦理想与其指导的社会实践总是南辕北辙，还在于他们所持的全社会的观点。他们过于从总体的角度看待人类，个人的存在在其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根本没有位置。乌托邦思想家都错误地把他们的理想国想象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他们把理想国描绘成为一种不可动摇、不可改变、以最崇高正义为基础的秩序。这就隐含着极其浓厚的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正是在他们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标激励下，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会比一位地道的作恶君主更专横，因为他以为他不惜使用“恶”的手段，乃是为着迈向“至善”的目标。乌托邦所具有的道德魅力会使人们难以抵抗，甚至在使用专制手段时。而当人们从魔力中苏醒过来时，会发现：“拯救”根本是没有的事。乌托邦主义者在使人和社会完美的追求中，已经把两者都扭曲变形了，使人与社会都成了可厌的方面。……在这种状态下，“秩序”等于“团队组织”，“满足”等于条件反射，“教育”等于“灌输”，“自由”只不过等于“制约”，新的安全与社会规律同集中营相似。这是何等可怕的图画啊，却是伟大乌托邦社会实践的真实写照。饱尝这一集中营之苦的吉拉斯写道：“我相信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须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为都可以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了解乌托邦主义的性质。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力时，便成为一种教条，便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使人类受苦。”人类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图实践一种无代价的制度，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郑也夫《代价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