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红色高棉的例子更有典型意义。人们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认为红色高棉的领导人“点燃宏大的乌托邦之火，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堂，带来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思想变态，一次理性的扭曲，它在根本上无视人的天性、产权、家庭、基本的伦理价值等，而且完全蔑视人类文明，反知识，反文化。他们用暴力为乌托邦开路，将乌托邦制度强加在一个社会头上，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转，又动用大规模的暴力。这是人类的一个大噩梦，强制的乌托邦曾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过深重灾难，柬埔寨只是其中一个微缩样板。”
乌托邦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产生并流行，主要在于人类社会都是不完美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阴暗面。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促使人们向往美好的理想社会，缺乏健全社会知识的人们更容易被乌托邦的完美蓝图吸引和陶醉。为什么伦理会成为错误政策或恶行的敲门砖和开路石，正如苏联作家普里什文说：“真正的恶行是跛足的，永远要用美德拐仗行路。”正因为道德特有的感招力，使得一切不合常理的行为都要借重于它（郑也夫《代价论》）。“开放社会学之父”波普尔也曾深刻地指出：“渴望达到完美的社会境界的希望本身显然不是植根于人类的邪恶，而是相反。具有完全善良意愿的理想主义者由于真诚的道德信念犯下了最可怕的暴行，如西班牙宗教审判法庭所犯下的暴行。构成西方历史大部分内容的意识形态独裁及宗教独裁和战争最有力地说明了‘地狱之路铺满了善良的意愿’这句格言。”（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
乌托邦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天主教的箴言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就是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政治与思想应该成为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大合法系统。两者各自行使自身利益的功能，各自认识自己的局限。两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互动关系，任何一方不要企图兼并对方，合一便是灾难——无论是以现实取代理想，还是以理想取代现实。乌托邦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本身是无罪的。灾难在于以乌托邦指导一场社会实践。它以社会批判力量取代了社会操作力量，功能上不可能不出现极大的紊乱。
六、思想家的孤独。人类对世界的探索离不开人类知识主体自身，其领袖和引路人——思想家，无疑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有人曾对思想家作了恰当的刻划：“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人数永远最少，但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永远最大。他们生来就属于少数，但他们却为所有人而活着。良知是他们的基本道德，理性是他们的遗传基因；寻根问底是他们的癖好，挑战权威是他们的秉性；客观和公正是他们的判断标准，怀疑和批判是他们的精神利剑；探索真理、揭示本质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就是思想家”（王大豪《思想家宣言》）。伯林曾对哲学家的使命作过说明：“一方面，检验、尤其是批判由人们和他们的行动所做出的或暗示的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直接处理那些不属于而且永远不会属于经验型和规范型这两大范畴的最基本的问题。”德国诗人海涅曾告诫我们，“不要轻视闭门苦思的哲学家，因为他可以产生出雷霆万钧的力量；把他视为从事着许多价值轻微的工作的无害的学究，那就是低估了他的能量；假如康德没有使唯理论神学家的上帝威信扫地，罗伯斯威尔就不会砍掉国王的脑袋”。海涅切身体会到，“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它是间接的力，却又是深远的力；哲学家决不是无害的咬文嚼字者，而是一股巨大的或善或恶的力量，是人类未被认识的立法强人中的佼佼者。”（麦基《思想家》）
但人类对世界的探索是非常艰难的，人类知识始终伴随着艰辛和痛苦。浩瀚宇宙、纷繁社会、无极人生，要想把握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不耗费一生的心血是不行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要在高度抽象的情况下才能加以解决，知识探索首先受制于“逻辑地狱”的制约。重大理论和价值问题的探索，更直接受制于社会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制约。选择知识研究必要耐得住寂寞、清苦，没有坚强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是断然做不来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曾指出：“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写道：“缺乏精神独处的能力，决不可能取得人类天才的那种崇高的成就”（艾伦·伍德《罗素——热烈的怀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