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之痛
形而上学沉醉在用概念编织的本体论体系中，迷失在绝对真理的幻象光环之上。在其统治的时期，无不对人类知识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思想和制度障碍。在宗教历史和教条主义充斥的社会里，到处都可以找到形而上学危害的影子。近代科学技术是在与宗教势力的斗争中产生的，其先行者无不以“异端”而受到宗教的打击和迫害。“在这个血腥的迷信的世界上，谁要是宣扬理性的宗教，等待着他的不是桂冠，多半是死刑”（施捷克里《布鲁诺传》）。茨威格在对近代宗教迫害科学的分析时指出：“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式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传统势力之所以反对科学知识，是因为传统思想的狭隘和教条。“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有异议言者和作者的脖子。”（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这表明，“拥有权势的愚蠢，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其中蕴含着莫大的对世界的威胁。”（施捷克里《布鲁诺传》）当代著名物理学家M·玻恩在总结全部思想史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深刻地指出：“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玻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
二、客观性的遗忘。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一统天下，神教思想造成了普遍的愚昧和黑暗。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关注世俗生活和知识的重要性，形成了对宗教势力的严重冲击。以笛卡尔和培根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家，以科学方法代替宗教体验，以认识论的优先地位取代古代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开创了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标的理性主义时代。客观真理成了知识探索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智者都希望找到一个绝对的“中立”基础，运用逻辑、归纳等手段，通过实证、还原等方法，去获得主客观一致的、确定无疑的客观知识。现代哲学研究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知识一元论向多元论的转变，彻底粉碎了绝对真理这种知识“乌托邦”的梦想。这种追求绝对真理的目标不仅根本无法达到，其方法论还存在忽视、压制对人生价值问题的关注。
客观知识以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两分法为前提，以关注外部世界的事实为取向，把人的精神归结为纯粹的“理性”，力图通过排斥人的欲望、感情和价值等“非理性”因素而达到客观的知识。哲学关注的是知识的有效性，而人生问题、价值问题则被排斥在其论域之外。把理性抬到无所不能、绝对的高度，排斥、抹杀、扭曲非理性的东西，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家在认识论上失误的主要原因（王志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在对社会科学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也力图采用客观实证的方法，满足于寻找社会历史现象的单一客观原因，无视人类行为和人文历史现象中的主观性、价值性和文化的因素（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有不少人信奉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依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有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决定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偿若人类的一切都变成法则，成为一种人间力学，那么，这种探索的一个主要目的——即由人控制人间发生的事情和人的行为——本身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偿若人类发现揭开他们全部历史的法则，人类就会关进自己智慧的囚牢，毫无办法把它改变，就会发现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成了超乎人类的选择和意志之上的定案。男男女方女方都会被捆绑在他们命运的车轮上，恰似群星和潮汐捆在她们的常规上一样。活人和纯物质之间的区别会仅仅是：人知道自己必将灭亡的命运，而对这个命运自己又毫无办法。人的这种知识真可谓辛辣无比”。（康马杰《美国精神》）
对实证社会科学的片面性，当代哲学家做了深刻的剖析。美国分析哲学家道纳尔德·戴维森明确指出了从心理学陈述到生理学陈述是的不可通约性，从社会科学到物理科学的不可通约性（斯蒂文森《人学的世界》）。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伯纳德·巴伯在谈到四、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时说：“社会科学使人类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和美学的方面的现实性与重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认之；社会科学想用那对价值实施活体解剖的致命的分析去代替对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欣赏。”（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对有生命的东西用逻辑的、静态的、几何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必然“把它所有的一切本质的东西统统剔除干净”。“当理性从事于生命的研究时，它必然会把有生命的东西当成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处理，把同样的形式应用于这种新的对象上，把在旧的领域中如此得到成功的习惯带到这个新的领域来。”尼采曾经颇为深刻地支出：“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逃脱了他们的魔掌。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是在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崇拜之时，他们使馆一切事物有了生命危险”。（尼采《偶像的黄昏》）本质上说，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是科学丧失了它的活生生的人的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或人的生命的遗忘，实际上也是科学对自己所由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恋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这种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因此，现代科学危机本质上是科学观念的危机，是实证主义世界观的危机（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