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能将自然生理关系赋予伦理意义？《荀子》〈王制〉云︰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水火、草木、禽兽、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四个层次，人最贵而禽兽次之，人兽之别在于人有义而禽兽无义。人在自然生理的许多方面不如其他动物，却能超卓于万物之上，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人能结合成群，发挥整体的力量。所谓结合成群，在于每个人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个体，而是群本身成为一完整的有机体，每个人在群之中，各有其特殊的位置与功能。人在群中的特殊性，就是分，亦即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身分，各种不同的身分，在群体生活中有一套内在自足的关系网络相互连系。因此分是群的先决条件，这套关系网络及其具体规范，即是伦常。

‘分何以能行？曰义’，义又是分的先决条件，但是义与群、分却分属不同层次，分以成群，体现了外在秩序，而义则是这外在秩序的内在充分条件。可以说，义是各种身分相互的关联及何人当得何种身分的理论基础，一套伦理意义结构。义决定了每个人的分，也支撑了分与分之间的关联。分与分之间相对待的具体运作规范则是礼，而五伦则是儒家所体认礼的五个主要层面。任何一套外在的秩序，必然存在其内在的合理基础，亦即其所认可的内在意义结构。

《礼记》〈郊特牲〉谓︰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义生然后礼作，即如上述。人类学家多以为人类在父系社会之前，多存在着母系社会的历史阶段。而此处的‘别’，是在父系社会的特殊历史脉络中发言的。母系社会中男女自然也有别，但当时对男女两性的定位却与父系社会截然不同。父系社会中讲的男女有别，是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人群中主要的权力传承（宗教、政治，财产、社会…各方面），发生在男性之中，也就是父系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轴。从这个观点才可能理解何以‘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确立了社会结构的主轴及其基本形态（父子亲）之后，才相应地建立了儒家所认同的封建社会之伦理意义结构，因此‘义生’。此处我们发现，‘别’与‘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的特殊概念。既然是特殊的，就可能存在着其他‘别’与‘义’的理解方式。‘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一方面再次地表现了古代儒家以人伦秩序之有无分判人与禽兽；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古代儒家面对其他的伦理典范时，所可能采取的态度（斥之为禽兽）。

《礼记》中另有两段文字明确地区别人与禽兽，〈曲礼〉云︰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乐记〉云︰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西方学者多人以‘语言’分判人与禽兽，古代儒家显然不同意这项标准，引鹦鹉为例而斥之。当然鹦鹉的语言与人的语言有本质上的巨大差异，但古代儒家关心的重点在彼不在此，分辨之粗疏是可以谅解的。礼（与其同一范畴的义、人伦、仁）仍是古代儒家所独举的标竿。上引〈乐记〉中关于声、音、乐的分别，是古代音乐史上的另一课题，我没有能力也不必偏离本文主题去讨论。重要的是，〈乐记〉区分禽兽、众庶、君子三个层次，再次地表现了古代儒家除了以生物学标准分判人兽之外，更提出了文化的标准。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固然高于禽兽，但相对于知礼的君子，显然是‘近于禽兽’的。‘乐者，通伦理者也’，故君子知乐，因以知礼。也因为君子知礼，所以可以‘审乐以知政’，‘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君子因为知乐知礼，所以有德，而取得了治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