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滕文公下》）

士为仁义，而不为农织工匠之事，因为他们具有那样的专业知能所以可以治人。《荀子》〈富国〉︰‘君子以德，小人以役’。〈解蔽〉︰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

田师、市师、工师是领导者，作为领导者必须要专业的领导知能，也就是要‘精于道’。这种知能与其他所有职业技能都不相同，而拥有这种知能是有德君子的专利。

奥本海默(F.Oppenheimer)分析原始封建国家中统治者的阶级理论，与先秦封建社会君子小人，劳心劳力，治人治于人，食于人食人之分的理论颇可互为发明。奥本海默以为这种阶级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贵族的夸耀’和对下层劳工的轻蔑。同时，贵族既轻视经济手段，又轻视使用经济手段的农民，所以他们便坦白地依靠政治手段。[30]孟荀的社会分工论，不只是将‘近于禽兽’的野人（庶民）作为被统治的劳力者。甚至在真正合乎文化判准的‘人’当中，也区分贵族（君子、大夫及学士）和国人（都邑之士）两个范畴，后者仍是劳力的被统治者。虽然孟荀都强调人民的重要性，论述必以人民为主体，孟子甚至还有民贵君轻之说。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把人民看成待牧的羔羊，人民只是被照料的对象，不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这种牧民心态虽然是在民本的基础上立论，但是人民终究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尊严。

虽然孟荀都具有牧民心态，但是他们都为此僵化的社会层级打开了流通的管道。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与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成圣理论，事实上已正视庶民小人也有成圣成贤的可能。只要发扬心中善端，积礼义，不仅可以由‘近于禽兽’成为真正的‘人’，更有成圣的可能。当然阶级身分也因此是具有弹性的。《荀子》〈儒效〉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惟学乎！’〈王制〉亦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礼义是分判人兽的标准，这种文化的标准和生物的标准不同，生物的标准是不可能更动的，而文化的标准则可能因人本身气质之变化，或者‘人’成了‘禽兽’；或者‘禽兽’成了‘人’。人的文化界说，就异文化者而言，是一种排他、不平等的态度；就该文化中人而言，却以为只要努力，近于禽兽的人也有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天。其实只是通过一套人为标准的运作，将某些人降为禽兽，再提供他们恢复成为‘人’的机会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孟荀虽然都认可社会流动（或‘人’与‘禽兽’之流动）的可能性，然而在构造政治社会秩序时，仍然是君子小人二分，仍然是牧民心态。从历史情境看，他们的构想有其合理性，因为当时一般庶民确实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但是这些观念一旦脱离了时空脉络，为后世所袭用，也许就会产生不合理的现象了。

四、余论
古代儒家关于人的概念，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观察角度，也只有综合各个角度整体而观察，才可能得到完整的面貌。但是这么做牵涉太多，工程太大，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所能处理的。本文以孟子斥墨子为禽兽作为切入点，主要的观察面在于古代儒家如何分判人与禽兽？判准是什么？而这样的判准在生物性的人当中画分了那些范畴？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样的理念落实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上，又造成什么影响？至于讨论人的概念，绝不可略过的其他几项重要课题︰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人性论问题）？人的根源是什么（是天还是上帝）？人与他物的关联如何？人与人的关联如何？在本文的讨论中，不得不暂时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