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原专指贵族，因此在古典义中，‘君子’与‘庶民’恰是相对待的两个范畴。近年来学者多以为自孔子以降，‘君子’的社会阶层义已由道德义所取代。孔子之后，凡称‘君子’者，多指道德高尚者。我以为此说固可成立，但不够完备。孔子将‘君子’赋予道德义，或者是不争之论，然而‘君子’是否可以指称成德的庶民（小人）？则不无疑义。史华慈(B.I.Schwartz)将‘君子’解释为"true noble man"，亦即孔子将封建社会中贵族所应具有的内涵赋予道德新内容，唯有实践了那些道德的人，才算是个‘真正的贵族’（君子）[12]。或许是比较恰当的理解。即就孟子前引文的脉络言，‘君子’与‘庶民’相对而言，似乎不宜纯以道德标准来分判两端。若是此章之‘君子’与‘庶民’须从社会阶层的意义理解，那么，孟子何以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呢？

《仪礼》〈丧服〉传云︰

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

野人，[13]可以和君子相对而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也可以和国人相对待。都邑之士，或即国人，大夫及学士则是贵族，也就是严格古义的‘君子’。《仪礼》这段文字，区分了四种伦理意识状态。禽兽杂交，故只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算，或为尊之谓，意即︰野人不知尊父母。都邑之士（国人）已知尊父，贵族则知尊祖。大夫及学士的后代，非嫡系传宗者，五世之后降为都邑之士，也断绝了与大宗的直接连系。而贵族（大夫及学士）则皆连系至一百世不迁的大宗，故皆尊祖敬宗，也因此仍具有分享大宗权益的身分。此处对于本文主题更重要的是都邑之士与野人的区别，何以都邑之士知尊父而野人不知尊父？在封建时代，国人与野人，往往分属不同族群，也因此分别具有独特的文化系统。《仪礼》所述，或即相异族群因其伦理观念有别所致。也就是，野人所属的族群之伦理观念为不尊父（或不尊父母），都邑之士所属的族群之伦理观念则尊父。

孟子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不是可能在这基础上理解呢？在某些脉络中，大夫及学士与都邑之士属同一族群，类同于孟子所谓的‘君子’。而野人则是另一族群，即孟子所谓的‘庶民’。‘庶民’和‘君子’的伦理观念是不同的两套典范，以致孟子认为持有‘落后’或‘不当’伦理观念的‘庶民’近于禽兽？这一点在稍后比较儒墨两家的伦理观念时十分吃紧，容后再论。

孟子之外，与孟子时代接近的其他儒家如何看待人与禽兽之间的分判呢？荀子曾两次明确地论及人与禽兽的分别。《荀子》〈非相〉谓︰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二足而无毛，正是生物学上人异于禽兽的重要表征。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生物学上的人的特质，并不是真正最根本的人的特质，真正有效地区分了人与禽兽的，是人道有辨。辨什么？如何辨呢？荀子例举父子与男女两种关系，这两种人际关系是客观必然存在的，不像君臣、朋友、夫妇，是人主观意愿认可或接受之后才可能成立。禽兽同样存在着客观的父子与牝牡的关系，却不能以亲和别建立这两种关系‘当有’的形态，这才是人与禽兽最主要的分判。分，杨倞注云︰‘有上下亲疏之分也’[14]。上下，有君臣之上下，有长幼之上下。上下亲疏，则泛指家族与社会两种伦常。若直就荀子之言而论，禽兽无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乃因其无辨。在禽兽之中，每个个体都是同等的存在。虽然实则禽兽之中亦有父子，有牝牡，但却不能因而发生父子之亲与男女之别。换言之，禽兽是一种较简单而低级的存在，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能将许多个体，依其自然生理的关系（就此段而言），赋予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