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叶適在《水心别集·进卷·总义》中提出的一种本体论命题。南宋薛季宣曾说:“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浪语集》卷二十三)叶適进一步发展道“常存乎形器之内”的思想,明确提出“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水心别集》卷五)理不能离开物,更不是在物之外、之上而与物相对待的另一个存在,“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有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流散。”(《习学记言》卷四十七)因此不能离开物而言理或道。他说:“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同上)在这个理论前提下,叶適对离开实事而空谈性命的道德之学提出了批评。他说:“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水心别集》卷七)以往圣人能很好地治理天下就是因为“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同上,卷五)“器”指具体事物。“数”指自然之理。“道”在此指原理原则,即言先王基于具体事物以及自然之理来确立原理原则,根据事物的变化来进行变通。“治有异而不相废,道有同而不相袭。”相废、相袭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通过实际活动来检验。“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同上)叶適根据道不离器的思想,主张务实不务虚,体现了唯物主义尊重实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