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独白”是不世出的天才思想家的特权，而我们则要循规蹈矩才是。这话有几分道理。据说汤因比年轻时在东方快车上写了几十页关于文明史研究的提纲，这便决定了他以后几十年的研究道路。而我们许多人摸索了几十年，不仍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问题吗？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实际上，所谓“独白”，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来自禀赋的特权，不如说是一种能够利用环境、在深思的基础上洞悉问题的能力。当初我曾认真地就胡塞尔是否有一个康德时期的问题求教于我的一位国外导师，他听了以后一笑，告诉我，他曾到胡塞尔档案馆查阅到胡塞尔读过的《纯粹理性批评》，其中只有18页有眉批——言外之意，没有证据表明胡塞尔认真通读过康德。然而他又说，这决不意味着胡塞尔不理解康德，“因为康德离我们太近了”！岂止是康德，对于那些足以提出先导性学术问题的西方思想家来说，他不仅拥有一个离得很近的观念史资源，而且具有一个十分活跃的、门类齐全的学科背景。当狄尔泰研究“历史理性批判”问题时，他不仅对康德问题有明确的意识，而且参与了当时出现的“经验心理学”与“描述心理学”的论战，显然，他不是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历史思想家”。这种状况同样适合于以“思想隐士”面目出现的维特根斯坦（毛姆在小说《刀锋》中就刻画了这样一个形象）。正因为这样，思想史的专家们才总能在这些“独白”的文本后面找到它们所针对的“问题副本”，这些副本总是属于其他作者的。换句话说，正因为生活在十分强大的“他人语境”中，并且总是感受到可能左右自己思考的其他观点的影响，所以这些思想家们才呼吁“面对事情本身”，才渴望成为天启式的独白者，他们的“独白”也才能最终获得承信，并融入他们一再逃避的传统。


　　然而也正如一个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的城堡，那些西方独白者想摆脱的他人语境恰恰是我们从根本就缺少的环境。那种成熟完整的观念史和学科背景离我们比较遥远。我们也缺乏像学术沙龙那样经常而又随意的讨论环境，甚至缺乏活跃的学术评论气氛。许多人文学者至今仍从事着像手工作坊一样的个体工作，写各自的文章，讨论彼此无关的问题，这情形很像是一种“集体自言自语”。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首要任务仿佛远不是逃离“他人的语境，而是复述。按照许多文评的说法，这叫作“站在巨人肩膀上”。


　　然而，如果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我相信，即使站在巨人肩膀上也不会比巨人高。“独白”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即使是后发型学术中的后来者，我们也不应当把思想史当作无可怀疑的真理陈列馆。赖辛巴赫在谈到哲学史时说：“在整个哲学史上，我们发现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因此，我们在阅读各种哲学体系的陈述时，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问题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为诸体系的历史丰富多采得多。”11不仅哲学史，与各门人文科学有关的学说史不都如此吗？在这里，每个提问者不仅代表着一个问题的创制权，更代表着一个提问角度。而后来的提问者要提出值得提问的问题，就要在这些角度之外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一位诗人朋友曾给我看过她的一首诗：“谁在余地里逗留”。当时觉得这题目很怪，现在想想，真正的学术不就是寻找自己的“余地”并在那里“逗留”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以平等的地位与前人和外人对话，才能实现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化，才能拥有建立在自己感受和问题之上的“第一文本”。这样的学术也才有生存的理由。


　　所以我们不妨多一些怀疑、探索、批判，多一点大胆的独白，哪怕仅仅是为了试错！


　　①《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⑤参见《真理与方法》，“问题在解释学中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