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这里影射的是一种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解观念。这种观念可以溯源到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相信，一部按照字母排序编纂的“百科全书”可以囊括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为此，这个派别的精神领袖狄德罗还亲自参予撰写了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著作。


　　撇开萨特本人的问题不谈，我注意到洛根丁与狄德罗有一个很大不同：前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读者”，后者却实实在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对我们来说，这种角色区别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


　　作为学者，我们注定要在图书馆中消磨一生；而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我们不仅按照字母顺序翻阅卡片，而且主要阅读满是字母的外文书籍。即使是一本中文学术作品，如果它是有分量的，也似乎应当附有大量的外文索引。这状况似乎表明：无论有思考价值的原初话题，还是有阅读价值的原初作品，似乎都属于西方学者，他们是图书馆这本越写越大的“百科全书”的当然作者。在这里，“西方”已不纯然是一个地域观念，也不仅是一个抽象含糊的文化传统单位，它简直就是一个“狄德罗的国度”，一个原初作者群的国度。而我们则更像具有强烈图书馆意识的“洛根丁式的读者”。


　　如果说这种状况在不同学科搜集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反映得还不明显，那么一旦涉及到对这些材料的统摄性理解，涉及到观念层面的叙述和解释，我们便常常感到：我们无从提问，因为已知的和未知的西方学者似乎已经覆盖了全部的提问角度；我们也无从尝试或探索解决问题，因为已有的诸多经典和学说仿佛已经穷尽了各种答案。这样，开放的眼光不仅没有增益我们的提问能力，反倒使我们进入了一种远离提问、思想和批判的集体催眠状态。


　　假定有这样一个研讨会：从A排列到H的与会者共同讨论问题Q。轮到H发言时，他先复述A对问题Q有如是观点a’，B对Q有观点b’……，一直复述到G对问题Q的看法g’。当然，这种复述可以用直接引语，也可以用间接引语；可以涉及到a’与b’的差异，也可以涉及c’与d’的类似。复述结束了，发言也结束了。这时人们不免要问H：你对问题Q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有时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于这样的研讨会中。只要涉及到观念的话题，我们便发现，这些话题如果缺乏“人名定语”，尤其是“西语人名定语”，那就没有讨论或传播价值。比如“意义”问题，那便是“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塔尔斯基的意义理论”等；比如与“存在”有关的话题，那便是“康德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或“萨特的生存论”。总之，没有这些人名定语的讨论肯定是“非学术的”。


　　此外，还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巴尔特的解构文本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巴赫金的叙述理论”，类似的标题构成了我国学术作品的主要阵容。


　　如果不讨论“单纯的复述”或“图书馆意识”这个话题，上面提到的一切满可以作为辉煌的成就而加以展示的。毕竟我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使自己实现了从封闭性的读者到开放性的读者的转变。问题在于，在我们的学者身上，“读者身份”与“作者意识”不大相称。这当然不是由于翻译过多，而是由于思考与研究过少；不是由于太注重翻译式阅读，而是由于不重视自己文本的探索价值。此消彼长，我们的学术研究便陷入失衡状态。


　　正是这种失衡状态使我们的学术界近百年来一向受到“本土性”与“外来性”、“中学”与“西学”等问题的纠缠。这些争论本身深刻地表露出我们的分裂人格和分裂意识。从根本上说，这种分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分裂性话题，才是真正的“本土性”现象。


　　在今天这个世界史的时代，没有哪一种学术传统是纯粹本土性的。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学一向将外语（甚至包括古希腊语、拉丁语这样的“死语言”）当作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对那些合格的学者来说，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一向是不值得炫耀的学术研究常规，而阅读翻译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方便的获取思想材料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术问题的“意义”或“价值”似乎与特殊的地域、语言甚至它的提问者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区别所谓“法国人的问题”与“英国人的问题”，更没有必要区别“外国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惟一需要关注的区别只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和“不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