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的学术当然与思想史密切相关，但我们进入思想史似乎并不是为了瞻仰和抚摩这里每一块刻着名字的丰碑。学术如果还是充满思想的，那么思想史上的纪念碑就必然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里程碑”的意思：它们只出现在行走的道路上。我们只是在自己思想探索的路途中与它们相遇，并知道它们是别的行走者立下的，代表着别的行走者走过的路。在学术上，相遇就意味着平等的对话、问路和批评，这里不需要“领受”。


　　人们一向相信学术研究不同于艺术创作，理由是艺术重在表现，这表现越直接、越情感化，越具有普遍的个别性。相比之下，理智客观的学术则披枷带锁、瞻前顾后。它常常是一种与思想史有关的“复述”，这复述使我们沉浸在“不入于杨，就入于墨，不入于老，就入于佛”的他人语境中。


　　然而，真正有思想的学者其实是很“表现”的。他决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锁闭在“他人语境”中，所以其研究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的力量，其思考和提问不拘一格，其观念和所选择的例证透露着强有力的直觉。虽然这些人在走到终点时由于获得普遍承认而被放置在思想史的中心，但在行走之初他们大多是孤独的行走者，甚至总是有意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一种边缘地带，因为这就是新的“地平线”，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使命感”，才觉得受到某种召唤。所以真正的思想史是怀疑者和批判者的殿堂。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曾批评说：“对有些学者来说，哲学史就是他们的哲学。这本《导论》不是为他们写的。他们应该等到那些致力于从理性本身的源泉进行探讨的人把工作完成之后，向世人宣告已经作出了什么事情。否则，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东西都是以前早已经说过了的。”⑧我们由此得出一个印象：对于有探索欲望的学者来说，思想史是一笔资源；反之，思想史则是一个枷锁、障碍或负担。


　　胡塞尔也有类似的名言：面对事情本身。为此，我们必须悬搁起来自历史和不同学说的种种假定。这种纯粹描述显然要求我们把思想面对的事情当作“第一文本”，并同时以为其他假定是妨碍这个文本出现的东西。


　　说到“第一文本”，这个概念来自孙歌的评论文章，该文有一个很有意味的标题：《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文中她谈到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对话。对方说：“你们搞文学的，胸中有一个‘第一文本’，你们透过这个第一文本来选择和解读你的研究对象，这和我们面对思想史课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⑨有趣的是，我曾看到另一篇评论也有一个与“瞬间”有关的富于诗意的标题，这就是吴亮的《每时每刻》。作者提到：一百年前法国圣维克多山原本默默无闻。然而，随着塞尚不分节气地反复描绘这座山，并且随着塞尚的作品后来进入博物馆，这座山终于成为游客们朝圣的景点。然而，“当他们驱车赶赴下一个景点的当儿，却不会对郊外另一些无名山脉或乡村农田有丝毫的感觉。”作者由此说：“真理是随时敞开的，它就日夜敞开在我们脚下和道路两旁。……忘掉经典，忘掉艺术家甚至忘记圣徒的事迹，唯一应当颂扬的，是所在的圣维克多山。每时每刻，它们都在。”10孙歌讨论“第一文本”问题，而吴亮要人们“忘掉经典”，当然也是希望我们不要淹没在他人的文本中。显然，只有那些有强烈“独白”欲望的人才可能拥有“第一文本”。


　　就一百年来的思想史来说，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表现出这种强烈的“独白”欲望。这种欲望甚至强烈到他们甚至有意抹去自己思想来源的地步。弗洛伊德一生中曾三次焚毁数百封与其他学者和朋友的通信，据说他在研究“梦”的问题时偏巧看到尼采的有关论述，为了不致为尼采的思想所左右，他从此不看尼采的作品。此外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不大提及他人的作品，我怀疑这也是出于相同的动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艺术家相同，他们都尽量少地“模仿”，都崇尚探索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