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会否认，十多年来的翻译对我国学术的发展（或者说“学术现代化”）功不可没。正是大量的、哪怕是良莠不齐的翻译以及许多学者不懈的翻译式阅读才使我国现代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翻译使我们的学术摆脱了儿童心理学所说的那种“自我中心化”格局，使我们的话题和观念不再是一种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土特产。


　　然而，翻译虽然重要，但我们的学术不能仅仅停留于翻译；同样，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固然代表着我们学术素养的提高，但它毕竟只是阅读，不能替代我们的提问和思考，更不能替代我们的写作。反过来说，如果翻译在一种学术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学术就必然带有强烈的“复述”的特征，这正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曾戏言：如果谁不懂得两门以上外语，那就免谈哲学。如今这种近乎傲慢的说法正悄悄变为学术界的一项资格认定标准。


　　粗略回顾一下我国学术界十多年的发展状况，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大多数在学术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话题、观念好像都源于一部著名翻译作品的问世。这个作品可以是一译再译的尼采作品，可以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或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或三个中文版本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当然，还包括目前出版的布洛代尔文明史的系列译品，等等。


　　我们似乎有理由说，这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这个由翻译支撑的学术默认了一个标准：本土作品不如翻译作品，而外语原作则是上上品。这样，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读后感”，变成了以介绍、编辑（或编译）、模仿为主要特征的翻译式写作。


　　不久前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一篇报导国外汉学研究的文章，作者指出如今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成果总是“译介多，评论、研究少”。与此相印证，就在这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毛志成先生的文章《呼唤大读者》，他尖刻地批评说：一些人“对大哲学书、大见识书毫无总体把握的兴趣和能力，专喜欢在一字之解、一词之义上开发被前代注经家早已嚼烂的‘新义’。有时，读书简直就是为了抄录。……眼刚到，便剪刀随之。随即拼成自己的论文、专著。”⑥显然，这个批评并非耸人听闻。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具有明显的“抄录”特征，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一些“抄录”所依据的蓝本。


　　即使在艺术创作这个充满探索性和表现性的领域，“抄录”居然也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几个月前，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是否属于抄袭的争论在文学界一度吵得沸反盈天。批评者认为，这部作品从创作手法、叙述风格或内容都是对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词典》的模仿，所以算不得探索性的开山之作。而辩护者则强调“借鉴”的合理性，并引证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明显以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蓝本，曹禺借鉴了易卜生、契科夫的创作手法，郁达夫则“模仿”了日本的“私小说”和卢梭的散文。这些引证固然有助于证明“借鉴”与“模仿”的合理性，但我从这些论据中恰恰看到，这种具有确定蓝本的借鉴似乎形成了一个传统。在这里，关于“暗合”、“借鉴”、“模仿”和“抄袭”的划分不仅显得有些迂腐，而且肯定是一笔越辨越模糊的糊涂帐。


　　毛志成先生在评论中呼唤“大读者”，而“读者”不正是我们许多学者的唯一身份吗？由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到翻译，再到翻译式的写作，这个线索不透露着一种单纯的“读者意识”吗？法国作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塑造了一位叫做洛根丁的“自修者”。他把自己关在一座图书馆中，按照卡片的字母顺序阅读每一本书。这种阅读方式蕴涵着一种看法：人们在不同角度的阅读中理解世界和生活；而对世界和生活的完整理解则包含在“百科全书”式的阅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