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这种关于“复杂性”的谈论蕴涵着一种普遍意识：任何问题或学术问题都有“值得追问”或“不值得追问”的区别。基于这种意识，我们才可以理解批评者何以会说我们的学术是“没有问题”或“缺乏问题意识”的。它的确切意思是：我们缺乏的不是随便什么问题，而是那些——套用人们喜欢的修饰语——“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或“真正的”问题，总之，是那些“值得追问”的问题。


　　那么怎样的学术问题是“值得追问”的呢？这无疑应当由在不同学科中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来回答。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的看法，只有那些“内敛于”或“投身于”（dwell in）某种活动中的人才能对该项活动作出专业的、有效的评价。比如“运动员或舞蹈家在拿出最佳本事之际，便担任了对自己表演的批评专家。”④由此可见，我们很难在史学、哲学或经济学等领域之外来评判哪些具体问题是值得追问。


　　当然，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提醒者，我们也可以在对“问题”的观念分析中引申出一些抽象标准。事实上，当批评者们从总体上笼统地断言我们的学术“没有问题”时，他们心目中已经对这种标准有了一种模糊的意识。


　　首先，从提问的必要性来看，一个问题如果值得追问，就应当是“新的”。这种解释强烈地表达着一种苏格拉底的观念：我们提问，因为我们对所问的事情“无知”。“提问”由此具有一种强烈的动词含义：它敞开了一个使某些现象、经验材料的意义得以生成、显现以及理解的全新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或海德格尔所说的“视域”，用伽德默尔的话说，“提问就是开放或暴露”。


　　“提问”不仅具有动词含义，而且具有一种可持续的动名词意味。它的意思是说，提问就是追问！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思想活动。“提问的艺术就是能够继续提问的艺术。”所以提问又像是开辟了“一条路”，那值得追问的问题在引导我们的思想走上这条路时，同时便表现出一种“意义指向性”（Richtungssinn），在这种指向中，所问的事情在提问与回答的不断呼应中显现出来。⑤由于“值得追问”的问题具有这些品质，所以“提问”就是一项具有鲜明摸索和试验色彩的活动。在这里，有效的提问比回答还要困难。


　　根据这种“提问”观念，所谓“不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者是那些因循已有观念和现成思路的提问，或者是那些预先已经知道其确定答案的提问，而这恰恰是目前许多批评者对我们的学术感到不满的基本理由。我们已经看够了不少沿袭传统研究思路、散发着浓厚“教科书”味儿的学术著作，看够了那些语言和思想都像翻译但却缺乏探索意识的学术著作。所以，“没有问题”的批评又常常被表述为“没有新意”或“没有自己的问题”。


　　上述“提问”观念给我们展示的是把某种隐蔽的意义揭示出来的捉迷藏游戏，它的要点是“释义”，这就犹如把被囚禁的意义释放出来。对这个游戏来说，“提问”只要满足“开放性”、“复杂性”和“指向性”等标准也就够了。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提问”观念。它并不认为一个问题的开放性或复杂性就是其有效性的根本内涵，因为一个新的、具有相当复杂性的问题也可能是个“假问题”，是个从事实或逻辑的观点来看可能“没有意义”的问题。因此，确定“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给“能够追问”和“不能够追问”的问题划出一道界限来。“能够”在这里代表着一种约束力的条件：或者是规则，或者是特定方法，或者是一种明确的意义标准。由于强调这种约束性条件，“提问”变成一桩困难的、可能动辄得咎的事。许多研究很可能在提问之初就已经误入歧途了。那些训练有素的分析专家尤其擅长对“提问”的约束条件进行挖根剔骨似的探究，它在复杂性上不弱于医生对疑难病症的诊断，在权威性上也不弱于法官的裁决。


　　在我们的人文研究中，一些学者也倾向于依据这种提问标准检点我们的问题。何怀宏先生在梳理“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变迁线索时提到，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把“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得这么长久”的提问视为“假”问题。其实，根据类似标准，我们还可以清理出许多“伪”问题或“伪”观念。虽然人文学术研究中的“真假问题”向来是一个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然而有此关注，的确表明我们开始拥有自觉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