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固然是因为我们曾有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与源于希腊和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或批判主义传统相距甚远；固然因为我们的语言，它与那种制造了无数人工语言和科学、哲学话语系统的拼音文字大相径庭。一句话，我们的传统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本来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空间距离”。


　　从“价值中立”的观点来看，存在着“空间距离”的不同文化或学术传统本来只有并行或互补的关系，而决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然而，由于席卷世界的近现代文明是在西方孕育和繁衍起来的，我们的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间距离”很自然地转化为具有强烈价值评估色彩的“时间距离”。


　　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意义上把世界上的社会发展形态区别为“发达社会”和所谓“后发型社会”。在学术领域内，我们不自觉地认同了一种“先导型学术”和“后发型学术”的区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学术在转型时期才带有浓厚的翻译色彩。翻译或翻译式阅读不仅是获取思想材料的辅助手段，简直就成了获取有价值思想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翻译似乎成为各种有价值的话题、学说和信条“由外到内”、“由高向低”的单向传播方式。在无休止地翻阅卡片的过程中，我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问题是那些“狄德罗们”没有解决或没有思考的，久而久之，我们甚至放弃了思考的努力，失去了思考、体验和冥想的能力。知识的积累与思想和提问能力的孱弱形成鲜明的对照。


　　正是面对这种强大的图书馆意识，有批评者呼吁要有“自己的问题”。虽然这种说法仍不免落入了把“他人的问题”与“自己的问题”截然二分的窠臼，但我明白它的本意是希望我们的学者不再仅仅是洛根丁式的读者，希望我们完成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变，希望我们塑造一个由思想而不单纯是由翻译支撑的学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学”与“西学”这类问题，那么我们的学术便真的成熟起来了。



三、独白与“在余地里逗留”



　　普列汉诺夫在《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中写下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开场白：思想史犹如一座停尸房，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张张高贵的面容。接下来他列举了一些伟大人物，单是他们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应该说，普列汉诺夫描绘出一种后来人的心态：思想史或观念史很像一座万神殿，一个名字、一个观点出现在那里，其情形正像一个人被送入先贤祠，或一个作品进入博物馆。怀着拜谒心情的读者很难想象自己能以平等的眼光来注视这些业绩，并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这些故去的人对话。因为它们包含着一种关于真理的暗示。


　　怀着这份心情阅读，就不免产生一种领受性的庄严感和敬畏感。德国思想家赖辛巴赫注意到这种现象：“学哲学的人通常并不为晦涩的表述所激恼。反之，在阅读前面所引的一段话（指黑格尔的论述——笔者注）时，他大概会相信，如果他看不懂，那一定是他的过错。因此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直到自以为读懂为止。在这时候，……他已为这样一种说话方式所左右，以至于把一个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会作出的一切批评都忘掉了。”⑦写作也是如此，一旦我们把自己的论述与那些名字、那些经典连在一起，这论述便油然产生一种征服读者的修辞学力量。最近，出于与国外学术规范接轨的考虑，人们日益要求学术著作应有规范的索引。大量的索引固然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它更创造了一种仪式性效果。一些国外经典巨著所列的各种文字的索引，有些竟占全书的几分之一。我想，即使这些作者也不会相信人们只有在读过索引中所列的全部文献后才有资格或者能力理解他的问题。它们毋宁是在暗示，与思想史有关的学术是具有相当资格的人才可以从事的游戏，要进入这个游戏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格，我们有时也把看过一段甚至仅仅一眼的文献纳入我们的索引。一位编辑告诉我，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书中竟然罗列了一些伪造的索引，可以想见当时这位作者要参与这个游戏的心情是何等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