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是抽象解读“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这个话题，就已经引出了上述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经提出，仿佛已经注定是难以得到最终解答的。然而换个角度看，这类问题的价值恐怕就在于提问本身：提问就是提醒，它提醒我们不断反省和描述自己的学术现实。只要有了这种自觉，无论我们在具体学术研究中选择怎样的提问方式，其问题都不会是没有价值的。关注问题，才能保持学术的理想和学者的敏感，不致把我们的研究降低为一种职业惯性。这恐怕正是“学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这个话题最终关切的事。



二、复述与“图书馆意识”



　　无论我们对“学术问题”的有效性问题持怎样的看法，提出“新问题”或阐发“新观念”总是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它使一种学术不致沦落成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使我们的叙述不致变成单纯的“复述”。


　　复述就是重复他人的话语，它的日常语句形式可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所谓“直接引语”就是逐字逐句地援引他人的论述、观点或看法，其直接形式是：某人说：“……。”而“间接引语”要复杂得多，它复述的不是直接语句，而是这些语句所表达的意思或观念，其一般形式是：某人（或某种观点）认为：……。这里不必用引号，在大家熟悉的语境下，甚至也不必提到他人。


　　就所复述的内容而言，它可以来自他人的交谈，但在学术上，它主要来自我们所阅读的文献文本。同时，这些内容既可以来自我们的“前人”，也可以来自住在西方世界的“外人”。


　　毋庸赘言，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开放的公共语境中进行的，所以，一定程度的复述对学术活动来说本是不可缺少的。更准确地说，在一种成熟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我们很难把“他人的叙述”与“自己的叙述”截然区别开来，它们是彼此依存、相互呼应的。所以对“他人的叙述”与“自己的叙述”、“他人”与“我们”的区别在学术上本来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复述在学术研究中的合理性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意思，即学术不能止于“单纯的复述”。必要的复述只是为了提出和讨论问题，而单纯的复述则是对已有话题、思想和观念的“克隆”，这种的克隆除了具有一定传播价值外，也不免使我们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


　　此外从意识上看，单纯的复述是以“他人的叙述”与“自己的叙述”的分裂为前提的，进而言之，它是用“他人的叙述”代替“自己的叙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没有新问题”的批评才常常等价于“没有自己的问题”。当一种学术从总体上符合这个批评时，它就是不成熟的。


　　我们的学术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种不成熟特点。随着学术对外开放的深入，原本受地域局限的传统的、狭隘的学术观念、研究领域和提问语境已被打破，西方数百年来积累形成的话题、学说、观念和方法凭借翻译和翻译式阅读（原文阅读）潮水般的涌来。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思想的复述价值不断递减，以“拿来主义”为特征的复述则成为一种时尚。


　　本世纪上半叶，顾颉刚等人在倡导“疑古精神”的同时，已经开启了对神话史与历史、真史与伪史、历史材料与观念等话题的讨论。但在十余年来的我国史学界中，只要涉及“史学本质”或“史学思想”的讨论，人们更喜欢引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讨论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或是拿来解释学的“文本”或“历史理解”理论。此外，像斯宾格勒或汤因比的历史观，卡尔·魏特夫的“东方社会”或“治水社会”观念、法国年鉴派的历史观，也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观念和讨论背景的巨大变化显然与翻译式的阅读和翻译有很大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基于翻译式阅读的“复述”。从逼近“原意”的理想来看，它相当于为我们提供了大段的、完整的“直接引语”。而从翻译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改写成分来看，它又像是大段的“间接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