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认为“谱录”一类文献，最好分为事类、姓类、物类、书目四类，就可以穷尽，而最好是归到“类书”这一大类中，谱录这一目可以取消。清代学者孙星衍就将“类书”分为了三类。“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四库总目》对类书的说法，归入子部大类中，不单列。类书是抄集群书词、句、段、篇，分类排纂，以供检查的工具书。﹝27﹞（第275页）比起张氏：大抵此门之书，皆所以类万物之情状，纳诸“类书”的说法更简要明确。

　　再如乾嘉时期有关“考据学”的讨论。“考据”是不是可以算一种“学”？自“考据学”名称兴起便有争议。焦循曾辩论说考据根本不能名学，然“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名目”；自惠栋、戴震以下，“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28﹞其余，袁枚、孙星衍等，也各从学理上界定何为“考据”。若转从社会角度看，既然有这许多学者对“考据之名目”聚讼不休，尤其著书授受者已不下数十家，这些人也自名其所治为“考据学”，则以时人眼光言，考据确呈独立成“学”之势。实则考据更多是一种治学方法，乾嘉人就“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提示着一种新因素的产生：尽管中国传统不甚讲究学科分类，但也存在不少以“某某学”称谓的名目（多为大体言之，分界不甚严密）。历来学界对这类称谓皆以其所治对象名之，今则以相对抽象的治学方式方法名之，显然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即某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从各具体的学科类别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虽然还有个确立过程）。这一转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还可以深入探索。﹝29﹞

　　这段论述通过考察“考据学”的命名，对清后期以来学术史上命名问题进行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说明。显然这与当今学术研究各学科交叉愈趋发达的形势带来的转变。譬如，文献学学科中现在日益独立专门的辑佚学、辨伪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本来是研究文献的一种学术方式方法，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它们就从方法而变为一门学问，这一方面有利于学科的建设和专门化，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学科可能被割裂的弊端，文史哲分的太开，不利于造就创造性研究人才，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是如此。

　　国学大师黄侃论及学问的根本说：一切学问皆必求其根本，小学亦何独不然。……语言不可以求根，只限于一部分之民族。自是而外，凡有语义，必有语根。言不空生，论不虚作，所谓名自正也。《左传》言名有五，则是制名皆必有故，语言缘起，岂漫然无所由来，无由来即无此物也。古人名义之学，散见于各书者非一。郑、王《礼》注，弁(bian)名出于槃（pan），转名出于櫬（chen）与蒨（qian）。櫬，棺也。蒨，赤色染草也。按槃今在并母寒韵，平声。弁今在并母，霰韵，去声。古皆在寒韵。弁出于槃，槃出于何？能推明之，即其语根。此一名一根。若转出于櫬与蒨，此一名二根，最为有用，犹黄河并千七百渠而成，非出于一源也。《经籍纂诂》每字多训，由每字多根之故，故凡推求语根，应知二事：一、一字一根；二、一字多根。在《说文》中，偶有推及者，如“祳，社肉盛以蜃，故谓之祳。璊（men），禾之赤苗谓之虋(men)，言璊玉色如之”，是也。﹝30﹞（第97页）

　　黄侃先生的这段表述，依据古人名义之学，谈治学的根本，谈小学尤其是文字学或者更具体说是《说文解字》为代表一系的典籍的整理研究方法。指出循名责实，探讨文字之根，进而说明，名可为一，而根则不一而足，或一应以一根，或应以二根，三根以上。从而基本说明了文字随着历史和社会变迁而不断通过假借、转注等方式孳乳不断，从而日渐增多适应社会不断繁荣发展丰富的实际情况。

　　严复曾讲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命名之难，可见一斑。严谨的学术著作，往往使得推定和规范学术用语，不致以词害义，义安于名，学者必须反复推敲，拿捏。譬如曾经领导上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学社编纂引得处的著名学者洪业先生在研究索引之初，就对索引的译名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引得一辞，乃从英文index一字翻译出来的，就用引得方法于中国书籍，我们亦大都采取近人几十年从经验而产生的原理和类例，稍加变通而已。英文中的index原意谓指点（故食指亦谓index），假借而为一种学术工具之名。日本人译为‘索引'。中国沿用日译，或转变为‘索隐'。我们改译作引得，不过以其与西人原词之音与义皆相近而已。”﹝31﹞寥寥数语，已见作者对英文index一词的原意深刻准确的理解。洪业未照搬日本的译名，而是谐音谐义地、别出心裁地译称“引得”。应该说，这种译法在读音和含义两方面，都比从日文翻译的“索引”一词更加妥切，更加易于理解，具有独到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