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也。〔17〕（第420—421页）

　　这里指出正名工作的关键以及正名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於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好的名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以上我们粗略检讨了“正名”这一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是站在思想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了“正名”这一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最早的发源阶段，我国先秦时期主要是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简要情况。周朝以前夏、商时代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做细致的检讨。

　　《荀子·正名》中说：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於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18〕（第411页）

　　这里提到了“刑名从商”的说法，把“爵名”“文名”分别归之于周和礼。对于“刑名从商”我们此处不做深究，在其他场合再做探讨。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荀悦（公元148—209年）在其撰述的《申鉴·政体》中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徒慎其刑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治矣。是谓统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踈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治。埀拱揖逊，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也。……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彰。”〔19〕

　　荀悦一席名言嘉语主要在于阐述为政之道关键在于明赏罚。赏罚有劝善抑恶的作用。而赏罚要明白无误，就必须明察秋毫，如何明察秋毫，就要“要于功罪，听言察事，举名察实，做到事无不核，物无不切，从而彰善扬恶。假如有善不赏，有恶不惩，就是失察。就会政不举，人心就会动荡不安。”

　　这里很显然特别提出了“听言责事，举名察实”这一工作方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名工作是赏罚工作开展以前的重要举措。历朝历代所谓的“垂帘听政”又何尝不是“听言责事，举名察实”呢？

《四库总目》正名数则及其他

　　清代《四库总目》各叙主动承担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历史责任，责无旁贷地作了不少细致的正名工作，为我们整体认识清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文献的总成果，为今天学界实施更科学的现代编目分类工作，建立更科学实用的分类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兹举数则以见正名工作之难。

　　譬如《四库总目》经部对于“经解”类文献的命名：

　　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20〕（第30-31页）

　　前贤张舜辉先生讲疏提示〔21〕“经解”一词始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春秋之末，群经方备”。“经解”一词，见于刘昫《旧唐书·经籍志》序曰：“十日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可见“经解”之名，所起甚早，后世著录之家，率多沿用。但文献整理著述或整理人员在文献具体命名时，就遭遇名实相应的困难，需要反复推求，才能拟订一个符合体例、合乎主旨要求的名目，使其外延与内涵尽最大可能的趋于一致。近似于接近《荀子》所言的：“实名”、“善名”的命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