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暂时无法极科学地界定“名”“实”概念，但为了陈述上的方便起见，基本上可以给它们一个基本的概括，所谓的“名”，也就是“名义、名目、外在的、称谓”等意；所谓的“实”就是“客观、内在的、实质”等意。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二者的表现形式，并就其在科研领域中的意义、价值给出基本判断。

“名”与“实”之源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五）专列“名家”一目，总结为：右名七家，三十六篇。〔4〕（第140页）七家分别是：邓析、尹文子、公孙龙子、成公生、惠子、黄公和毛公。〔5〕（第138—140页）其叙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6〕（第141页）近人顾实《汉志讲疏》：名者，凡治学者共有之事也。今惟《公孙龙子》尚为确信之书。〔7〕（第139页）

　　张舜辉先生论及“名家”说：名家，亦九流之一，以正义辩义为主，始于邓析、尹文，其后，惠施、公孙龙，尤以诡辩著称。公孙龙，战国赵国人，为坚白同异之辨，著书十四篇。今存六篇，名《公孙龙子》。尹文，尝见称于《庄子·天下篇》及《吕氏春秋》。而《说苑》又载其与齐宣王问答事，盖当时稷下之士也。其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则其书又通于道德矣。〔8〕（第113页）

　　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教育家、文献学家孔子与弟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子路谈论为政之道。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9〕（第133—134页）子路有从政的决心，孔子认为欲从政，必先做正名的工作。春秋末年，周朝王室已经没落，礼崩乐坏，为了维护代表国家统治秩序的周礼的尊严，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可见孔子提出正名的思想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这里的“名”就是指按周礼规定了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就是整顿有些特别是在位的人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的言论和行动。所以他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10〕（第128页）可见，孔子不仅在对自己的弟子学生要求主动的克己复礼，而且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面对诸侯也极力宣扬和维护周礼，其目的就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主张的“仁”的学说。

　　但是孔子的“正名”、“复礼”工作目的是消灭以下犯上的现象，而对上者或上对下的损名、违礼的不道德行为，则在“为上者、尊者讳”的籍口下，成为无关紧要的了。孔子正名依据的周礼是周的上层建筑，是由周代的经济基础所基本决定的。春秋时代已成为脱离社会实践过时的东西。孔子取为“正名”依据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同志对孔子正名思想有过一番评论：

　　“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分别就在这里。”〔11〕（第144—145页）

　　毛泽东同志认为孔子抓正名没错，错在不该用已不合于当时社会实际的名（周礼）去正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如果名是符合于实际需要的话，那孔子的正名主张就成为既能做又能做得到的合理措施了。毛泽东同志本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孔子的主张加以批判，一方面积极否定了孔子正名主张不正确的方面，另一方面对修订后的科学部分大胆转化吸收借鉴和利用，很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检讨，很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细密功夫，逻辑上也更趋严密。使得我们对孔子的正名思想有了更为科学、更进一步的正确思想认识，真正使自己的思想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