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譬如史部政书类文献的界定：

　　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後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循名误列，义例殊乖。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於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惟我皇上制作日新，垂谟册府，业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袭旧名。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意焉。〔22〕（第1076页）

　　张舜辉先生讲疏提示自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皆立“旧事”一类。至两唐志，始改标“故事”，《通志·艺文志》、《宋志》、《明志》皆因之。惟《直斋书录解题》易名“典故”耳。谓前代掌故悉录于此也。

　　《隋书·经籍志》及两唐志均有《汉武故事》二卷，不著撰人姓名《宋史·艺文志》始题班固《汉武故事》五卷。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所言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乃稗官琐记一流。《唐志》有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亦由家传之文敷衍而人成。二书虽同标故事之名，殊不符故事之体也。

　　《四库总目》著录此类之书，惟以有关朝章国政者为主，是也。一类之中，又分细目：首曰通制，《通典》、《通考》以及历代会要属之；次曰典礼，《汉官旧仪》、《大唐开元礼》、《大金集礼》、《明集礼》之类属之；再次曰邦计，《救荒活民书》、《康济录》、《荒政丛书》之类属之；此外尚有军政、法令、考工诸目，以分统专门之书，可云详备。顾遵用钱溥《秘阁书目》例总题“政书”，意犹未显。吾则以为不如创立“制度”一目以代之，较为允当。且“政书”二字，所该至广，如诚循名求实，则《资治通鉴》、《经世文编》之类，何一不可纳之“政书”乎？况史部“职官类”之后，即继之以“制度类”依事相承，密近无间。礼以义起，不必全袭前人也。﹝23﹞（第76-77页）

　　张舜辉先生认为使用“制度”的类名来统摄和替代前人曾经使用“旧事”、“故事”、“政书”等类名统辖的文献，更为妥当，根据就是“礼以义起”可以据实变通，另起新目，上承“职官”一类，接以制度，是“依事相承，密近无间”，很恰当，我们显然是认同张先生的主张的。“政书”一名，显然承袭和反映着封建时代的思想意识，和“制度”的概念相比，显得不够科学，而其实质就是“制度”，因而用“制度”这一新目替代“政书”，符合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内在理据，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两方面来看，都说的通，意义彰明而通透。大学士纪昀自己也说：

　　“古人学部，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隶。六朝以後，作者渐出新裁，体倒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24〕（1525）他是承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去除赘疣，革故鼎新，事物需要不断的新陈代谢才能保持事物发展的活力。

　　再如，《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於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於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25〕（第1525页）

　　讲疏谓﹝26﹞（111）《隋志》史部谱系类所录自《世本》以逮诸家谱牒凡数十部。末附《钱谱》、《竹谱》、《钱图》各一卷。《唐书·艺文志》子部农家所录自农书外，杂列顾烜《钱谱》、浮丘公《相鹤经》各一卷，尧须跋《挚击录》二十卷，《相贝经》一卷，以及《相马经》、《相牛经》之属甚夥，皆所谓为例不纯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以《香谱》入农家，亦同斯病耳。宋尤袤所撰《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四库总目》因之，而其实非也。大抵此门之书，皆所以类万物之情状，纳诸“类书”，适得其所，自不必别为一类。宋末编书目者，马端临犹明斯旨焉也。《四库》虽立“谱录”一门，而于僻籍小书无可系属者，往往而窘，附录《云林石谱》于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若能统归“类书”，则斯弊祛也。然自来著录之家，于类书一门，但统录《书钞》、《御览》诸编，而不复别析细目。惟孙星衍《祠堂书目》区分事类、姓类、书目三种，体例独善。苟能循斯义例，于三种之外，别增“物类”一目，则凡谱录之书，悉可归纳靡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