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中国道教全面而深刻地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影响，此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至少汉民族）性尚务实，决非如印度、犹太那样的宗教民族。所以，中国的宗教，无论佛教，还是道教皆是后发而非原创的。如果没有外来的印度宗教的决定性影响，中国不可能形成具有真宗教精神的体制化宗教。这就好比没有犹太教就不可能产生后来的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正是因此，后二者才会共同地承认原犹太教经典《旧约圣经》（The Old Testament）以及基督教经典《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而且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Kuran）当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不少与《旧约》、《新约》相类似的故事。

[18] 穆尔（G.F.Moore）《基督教简史》30页，郭舜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 参见《新约·圣约翰福音》（St John）第8章。

[20] 同[15] 282页。

[21] 渥德尔（A.K.Warder）《印度佛教史》262页，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2] 同[15] 283页。

[23] 所谓“三武一宗法难”是指佛教经历的四次大法难。乃我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迫害佛教最严重的四次事迹。

[24] 同[18] 162-164页。

[25] 参见《新约·圣马太福音》（St Matthew）第15章和《圣路加福音》（St Luke）第26章。

[26] 同[18] 224页。

[27] 详请参阅拙文?权利与权力辨析?，载“思问”哲学网站（www.siwen.org）《陆沉文集》。

[28] 同[15] 166和342页。

[29] 杨向奎先生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认为：“绝地天通”之后，就意味着“巫的职责专业化，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王也不兼神的职务了。……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

[30] 说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2页，北大出版社，1997。

[31]道教自东汉末年诞生之日起，早年就先后有东汉太平道起义与五斗米道起义，两晋时期的陈瑞起义，张秀助赵王伦的谋反，李特、李雄起义，李弘、李金银起义，孙恩、卢循起义，以及在这上下二百余年间遍及安徽、山东、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等地以李弘的名义（“老君当活，李弘应出”）的起事。……（详请参阅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2] 据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2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载：“然武后一朝，对于佛法，实大种恶果。……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赐紫始于此矣。中宗时，僧会范授官封公。代宗时，不空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故宋洪迈《容斋三笔》云：‘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习以为常，至本朝尚尔。’于是……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时有道士杜乂者，求愿为僧，敕许剔染，入佛授记寺，名玄嶷。又以其乍入法流，须居下位，乃敕赐虚腊三十夏，俾可顿为老成，因此赐夏腊始于此矣。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与此恰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在印度可能受到的指责是太疏于政治及社会的现实，绝对不可能被批评为干预朝政和寻求世俗权力。（参见同[15] 354页）。

[33] 东晋慧远“自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即使为王者也不改其规矩。（释慧皎：《高僧传》211-222页，北京：中华书局， 1992。）南北朝僧朗“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并不为王者出山。（同上190-191页）。玄奘西行取经十七年，返唐后只居寺译经讲法，多次坚拒太宗之为官之请。（参见同[32] 18页。）虚云以112岁高龄为护法遭毒打而不死，受尽折磨，终使迫害者勿敢轻举妄动。（参见同[35] 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