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之“宗”依《说文解字》从“宀”从“示”，“宀”谓屋也，“示”谓神也。故“宗”即指事神的宗庙或尊祖庙。而“教”有“上施下效”之义，如《易经·观卦》所言“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现代以“宗教”一词对译西文之religion，泛称对神道的信仰。而西文的religion一类词皆源自拉丁文religio。西塞罗（M.T.Cicero）认为此 religio是从动词 relegere（重读或寻思之义，即 to read over, to think over divine things）演变而来。拉克雪丹（Lactantius）却认为当渊源于 religare（束缚、联系，to bind to God）。圣奥古斯丁（St Augstine）则主张是从 reeligare（再择、复得，to choose again God last by sin）来的。可见西文religion一类词整体表达的是神人间的某种联系。[12]至于宗教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是重新与第一根源及最终目的相连系。[13]尽管宗教对整个人类皆是古已有之，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一开初都可能形成本民族自己的体制化的宗教。[14]这就好比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有哲理思考，可是在文化与文明的开初就形成系统理论的哲学的惟有希腊、印度与中国。而形成体制化宗教的也许就只有印度民族与犹太民族。他们的宗教是原创而非后发的。同其他民族相比，他们似乎对宗教更情有独钟。几乎从一开初他们整个民族的优秀分子就都向着这方面用功，真正以宗教为主要事业，为宗教牺牲金钱甚至生命亦在所不惜。尤其是“印度民族心理特别喜爱宗教，并在宗教中获得充分表现，甚于任何其他各国。……上至君王，下至农民，多数印度人对于神学感觉兴趣，而且往往对它具有热烈的情感。很少艺术和文学作品是纯粹世俗性的，印度的文艺和美术作品虽然是悠久延绵，具有特色，但却都是千篇一律，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某种宗教方面的表现。但是宗教本身却是充实和变化多端。对于讨论和思索的喜爱在实践中创造了可观的变化，在教义和学说方面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变化。世界上各种神学所知悉的教条，很少不是印度各色各样的教派之中的某一教派所持有的，……”[15]即使印度哲学也是完全为了宗教并寓于宗教教理、教义之中的。[16]或许正是由于整个民族几乎都向着宗教、向着超世的永恒用心，所以印度民族的现世历史感极为淡薄，古代甚至查无信史。而犹太民族干脆就以《旧约圣经》作它的信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两个民族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虔诚的民族。现存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印度直接的原创，它传入中国，不仅形成中国佛教，而且还促成了中国的作为体制化宗教的道教（Taoism）的产生。基督教（Christianity）以及伊斯兰教（Islam），尤其它们的教理、教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犹太教（Judaism）。[17] 可是为什么犹太教自身却未能象佛教那样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呢？关键在于犹太教没有超越一个特定民族的局限。它的一些教义，比如惟犹太民族才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它有关黄金时代的理想，无论怎样世界化，也不能与犹太人的民族希望分开，这即是犹太人高于一切！这当然不是外帮人寻求灵魂的拯救时所期待于宗教的好事。[18]再有它的某些律法，譬如行割礼等等都只是道地的犹太民族的习俗而已。而犹太教中的上层权威人士如法利赛派（Pharisees）却把谨守这些制度视作宗教精神的最高表现,以致忘记正义、怜悯和信实才是最为重要的。相反，耶稣（Jesus）之后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就在于他们突破了一个特定民族的界限！让真正诚信的人棗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棗与上帝订立超越特定民族局限的“新的约定”，从而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上帝属下的选民。耶稣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愧为伟大的宗教家，紧紧抓住了宗教的本质方面。被同时代人看得十分重要的现世社会的、经济的改革，他很少关心。律法固然重要，应当遵守，不过这不见得就是宗教精神的最高表现。上帝对人所要求的品质是虔敬、道德和仁爱。尤其在这仁爱当中，透显着对一切人，包括对恶人的善意与宽容。当文士（the scribes）和法利赛人要依摩西（Mose）律法用石子砸死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时，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无人动手。耶稣便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19]宗教是超越现世的，是宽容的，它最关心的就是人的灵魂或精神的自由与解脱。这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Sakyamuni）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身为刹帝利族（Ksatriya）可以承继王权作“转轮王”，不过他却主动地放弃了这世俗的权力与殊荣，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作了“法轮王”。并且从此再没有求取世俗权力，介入现实政治。在教义上，他也只坚持本质方面，颁定维护宗教生活最低限度的戒律，并不支持要求更为严厉的戒律的主张。他谆谆告诫弟子的是依法不依人，并授权他们在他死后修改一切次要的戒条。[20]对于强制别人信仰以及强制改变信仰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尽管也批评属邪见（不正见）的信仰，然而态度却是宽容的。当一位贵族表示从此皈依佛门，终身侍奉佛时，释迦反倒劝他不要因此中断了对另一位婆罗门（Brahmana）的继续奉养。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佛教显示了它真正的国际性质。它不能充当印度“民族”（如果可能有那样的东西）的意识形态来巩固印度帝国反对非印度人。它只能为一个国际性的帝国服务，促进团结而不是分裂全人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