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洛雷多这位有封爵的大主教虽然热心改革，但却是一个以铁腕和——如果需要的话——残暴手段进行统治的人，一个身披大主教长袍的专制者。莫扎特一家对此有切肤之感。在莫扎特创作他的这部弥撒曲之前两年，他曾经——为离开这个为僧侣所统治的可憎、偏狭的萨尔茨堡前往巴黎——请求大主教恩准他辞职。后果是，他的父亲同时被解除作为主教区宫廷音乐家的公职。莫扎特在赴巴黎的旅途中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直言不讳地说：“穆夫提[5]Ｈ．科（洛雷多）是个混蛋，而上帝是怜悯的、慈悲的、充满爱的。”[6]到达巴黎之后，２０岁的莫扎特便在母亲的陪同下碰运气，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尽管谱写了许多美妙作品（如《卑微小人》〔ＬｅｓＰｅｔｉｓ ｒｉｅｎ〕、长笛、奏曲、巴黎交响曲和Ａ大调奏鸣曲等），仍毫无结果。相反，巴黎之行以一场灾难告终：莫扎特的母亲在此行的第二年夏天（１７７８年７月３日）离世。

巴黎——路易十六和（神童沃尔夫冈在维也纳便熟悉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城市，然而也是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所在的城市。这是一个批判的个人启蒙精神日益陷入与教会的和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冲突之时代。同年，即１７７８年，人们掩埋了拒绝基督教安葬仪式的伏尔泰！在巴黎，莫扎特处在一个越来越富有冲突性、越来越紧张的氛围之中。他这个据称不问政治而又嘲笑教士和僧侣并在后来竟然成为共济会会员的人是否曾预料到，这个为伏尔泰和启蒙思想家所讥讽的“古老王权”（Ａｎｃｉｅｎ Ｒｅｇｉｍｅ），这个王位和圣坛的联盟正在走向灭亡？此时他却在这样一个完全世俗化了的、但却“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宫廷，与人们一道在音乐陪奏下（管风琴演奏或者圣歌大合唱）静默地领受弥撒！在巴黎广为传布的伏尔泰的那句话：“消灭那些卑劣小人”（Ｅｃｒａｓｅｚ ｌｉｎ Bｆａｍｅ）——这当然是指天主教会——难道没有传进他的耳朵？这个并不具有革命思想、专心致志于音乐的莫扎特是否预料到，他所憎恨的大主教科洛雷多——他为对抗此人、为了争取他作为市民和艺术家的独立本应成为“革命者”的！——将是萨尔茨堡的最后一个握有王权和神权的专制者？至少大主教本人肯定是不曾预料到的。

在奥地利——莫扎特按照父亲的愿望于１７７９年１月重新回到萨尔茨堡的“奴隶制”之下——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死后，新的时代也在约瑟夫二世皇帝这位开明的“戴皇冠的革命者”的改革之中预先投出了它的影子：在约瑟夫二世统治之下，废除了农奴制，颁布了对犹太人的宽容法令，宣布解散约七百所修道院并使之成为世俗财产，这最后一个举措，正如莫扎特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对于传播和发表纯管风琴乐曲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开始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在莫扎特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正在进行着一场转变，这便是从依附于公侯的旧时代音乐家——从巴赫一直到海顿——的应制音乐转变为资产阶级独立艺术家——如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一切呢？因为我认为，今天听《加冕弥撒》的人不可忘记那滚滚雷鸣，不可忘记那密布于时代上空而于１７８９年爆发为巴黎大革命的乌云。王位被一扫而去，圣坛持续不断地受到震动。现代的国家和社会观念在与中世纪封建主义教会的对抗中形成着。而《大弥撒曲》则是巴黎火山爆发、法国大革命和宣布普遍人权以前１０年创作的教堂音乐。如果人们了解那滚滚雷鸣、了解那不久便吞噬旧时代的深渊，人们在听这部弥撒曲的强有力的Ｃ大调《慈悲经》时，在听“主，怜悯我们吧！”时，将会是另一种感受。

《慈悲经》

莫扎特一旦不再为萨尔茨堡的“乞丐宫廷”承担义务，便有可能为《慈悲经》谱出完全另一个曲调。科洛雷多大主教在浮华的洛可可时代对他的宫廷作曲家提出的轻盈欢快的要求，很快便不合时宜了。当莫扎特个人看到一个更加严肃的时代迎面走来之后，毕生追求优美的教堂音乐风格的他便谱写了另外一种教堂音乐，他使严肃的旋律成为主调。一年之后，莫扎特写出他的低沉庄严的ｄ小调《慕尼黑慈悲经》（ＫＶ３４１），随后又写出那部气势恢弘的《１７８２年ｃ小调弥撒曲》（ＫＶ４２７）的片断，如果此一作品完稿，它将与巴赫的《ｈ小调弥撒曲》和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并列而成为不朽之作。然而在１７９１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两年之后，莫扎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