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对中国抱有切实的期待，没人指望它一夜之间就变得更加民主。

当邓小平1979年来到美国时，每个人都非常支持他、支持中国，他成了当年《时代》的年度人物，因为他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现在中国政府能够宣布一个渐进的方案或至少让前进的方向更明晰，我想情势会大有不同。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渐进地、和平地发展，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或者暴力革命。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我尊重稳定的重要性，但正如克林顿先生1998年在北大演讲所说，真正的稳定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来源于人民的同意。

现在，对于美国的政界商界人士来说，我想，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还是经济。人们希望和中国保持好关系以帮助美国复苏经济，他们认识到合作将是我们渡过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想，北京的领导人很明白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地方官员有其自身利益，中央政府如何监管他们、让政令畅通，这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太大了，仅凭官僚系统层层下达命令去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从地方层面来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比联邦制国家下的地方政府还要大。




中国需要更多信息传播渠道

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印象深刻。我想，总体看来中国起的作用非常有建设性、非常重要。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令一些国家感到威胁，他们很努力地消除这种感觉。他们的工作，可以打高分。即便在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也越来越务实，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也让中美更好地合作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去年人们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但其实过去10多年它一直处在上升通道中。我想，这种情况部分是随中国国力增强自然发生的，另一部分则和爱国运动有关。

民族主义并不总是负面的，它也可以成为正面的力量。在地震中的携手互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而当中国人为奥运、载人航天飞船感到自豪时，民族主义都是很好的、健康的。

当然，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有一个略含贬义的隐喻，我们总是说，我是patriotic(爱国的)，而你是nationalistic(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是排外，它可能给政府压力，迫使它选择一些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奥运会前，中国网民都在抱怨和抵制CNN及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不管这是对是错，外交部发言人确实站出来说了一些批评西方媒体的话。就在大批外国记者将要采访北京奥运前夕，这么做其实很不明智，也不符合自身利益。我曾经问过一位高级官员：为何中国政府要表态？让网民表态就好了嘛！他告诉我，你不明白，网民不只在批评CNN，也在批评政府无作为、表现软弱。正是这种压力让官员觉得有必要回应，即便这种回应不利于国家利益。

总有人告诉我中国的年轻人只想着赚钱，只关心他们的职位，不真正关心政治。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太有限，而互联网就是一个出口。

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有时会发现，从网络上得到的信息比内参更真实可靠。他们并不会完全相信内参系统，可能更倾向于认为，网络意见更有代表性，也容易对这些意见作出过大的反应。但你知道，喜欢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相对极端的，他们是存在偏见的。如果中国有更多自由表达意见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或许可以避免这种偏见。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威胁，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且这种担心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而继续增加。

我总觉得制度比文化重要。我19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没人努力工作，去建筑工地，会发现工人都在晒太阳，但现在每个外国人都会说，他们真努力！一样的文化，但激励体制不同了！

美国人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太长时间了，中国的崛起是他们必须学会适应的，我与奥尔布赖特 (美国前国务卿)共事时，她会说“多极化”——这个词是中国愿意提及的词。我们正在进入需要合作的世界。当然，当球场上选手越来越多，合作也就越来越困难，但方向就是如此。我也希望，美国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做得比他们的上任更好些。




何伟：中国人什么时候想要公正？

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一旦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遭受创伤的反应是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1991年，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