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俄语还是热门专业，他是“被硬派去学英文的”。195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当时叫情报司)，任龚澎司长的秘书，当时的新闻司，除了每日有专人收听美国之音、BBC的新闻节目，就是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准备材料。

美联社日内瓦1954年4月28日电：“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不理睬中国共产党人。国务卿杜勒斯显然正在做出榜样来。虽然他在会议桌旁距离周恩来只有4个座位远，但他没有与周恩来握手或说话……一位美国代表说，杜勒斯在第一次会议上甚至连向周恩来那边看也不看。”

1960年，曾报名“参干”的王立被派往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一待就是7年，却也躲过了“文革”的开始。1967年回国时，“搞外事已经没多少人了”，根据总理周恩来的指示，王立幸运地留在正义路(当时叫反帝路)15号，继续搞业务，和他一同留下来的只有一百来人，其余上千人去了正义路30号搞运动，龚澎后来在运动中被打成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1970年病逝。

1969年，王立调到美大司，这一年的2月1日，尼克松上台后10天即指示基辛格：“我认为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3月，中苏关系因珍宝岛事件更加恶化。年底，周恩来指示美大司，要留意美国伸出的触角。“看美国报纸，已经有一些观点出来，比如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呼吁不要孤立中国。”王立说。

那时总参和外交部在香港设有图书采购点，王立借外交部图书馆之便，看到一些相关著作，他对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分析印象颇深。“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间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相蓝欣说，“但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是大棋局中的棋子，最多算是一副‘中国牌’，打给苏联看的，对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影响不大。”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的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有美、苏、西欧、中国和日本5大力量中心，“8亿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于是会谈中，周恩来一再提及尼克松讲话，基辛格竟对此一无所知，颇显被动。会后，倒是基辛格向中方借阅尼克松讲话，王立当时被分在政治组，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归还”。后来美方以为“归还”要求是外交部所提，还在回忆录中提起，事实上，由于“文革”内耗，当时外交部真的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王立陪同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英、加、瑞(典)4国，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人家敞开给我们看，好多大型实验室都去了，但回来时有些东西不敢讲，当时还是军代表管着科学院啊，写报告时就讲一条优点，再想方设法讲一条缺点，可挑来挑去也没找到什么毛病，正好在加拿大看到一个收集蛾子的实验室，赶紧凑一条：不联系生产实际……”王立回忆说，“结果不久，我们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闹虫害，还得求助那个实验室。”

那次出访让王立印象颇深的还有一件事，中国人所到之处，大型企业都相当欢迎，但有一次没参观成，因为当地的工会不干，工会、工人居然不欢迎共产党国家的客人？代表团很吃惊，感触有二：这里的工人挺保守！美国的工会势力挺大！

布什认为苏联说的多，做的少，中国正好相反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以“一个崭新中国的憧憬”为标题，选取邓小平为年度人物，“(改革开放)这是一项浩大、冒险而前无古人的工程。”这家杂志写道，“改变10亿人的生活轨迹，领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教条和与世隔绝，跟上20世纪末的脚步，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怎么可能不是前无古人呢？”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支持他(邓)，支持中国，因为他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人认为，事情当时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问题专家、克林顿时期的对华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说。

作为这句话相对应的表达，王立说，“1980年代确实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一个原因是美国对中国抱有幻想，它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以为改革开放将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时代》周刊的封面传达了这种“浪漫”的情绪，1984年4月，里根访华前夕，《时代》刊出《中国的新面孔：里根将看到什么》的文章，封面上，一个中国青年站在长城上，小心翼翼地拿着一瓶可口可乐；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再次登上封面，配以通栏大标题：渐渐摆脱马克思。

1980年以后美国即进入里根时代。“里根对于外交事务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写道，“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他观看和参演的电影，在他眼中的世界里，美国率领的正义之师与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1984年4月，里根访问中国，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方式特别殷勤地款待他，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因他而感到苦恼，他对此次旅行受到的接待非常满意，在离开中国时，他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种比事先可能认为的更加乐观的看法。”

1985年年初，王立就任中国驻美使馆政治参赞。“那时候关系确实好，它(美国)信任中国，也不怎么挑毛病……当时最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是情报部门，CIA在中国的新疆、内蒙资助我们建情报站，他们也需要加强对苏情报，还有好几个合作项目，像‘歼8改’、鱼雷什么的。”

事实上，从1985年到1988年，每年圣诞前夕，副总统布什都会应中国大使韩叙之邀，前往中国大使官邸共度圣诞。1987年12月23日，布什一到韩旭家就喊：“这次我们全家都到齐啦！”美国客人与中方人员握手、拥抱，气氛很是热烈，王立记得，韩旭大使与布什聊起戈尔巴乔夫访美的情况，布什回答，他认为苏联说得多，做得少，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1989年2月25日，作为总统的布什访华，当他们的车队经过天安门时，路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有人向布什夫妇挥手致意，布什停车，与民众握手。王立说，这情景让布什夫妇极为感动。当年6月“政治风波”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也出现“中国速亡论”，4月刚刚离任的前驻华大使洛德发表文章称，现在不必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而应当越过现政权，与未来更加开明的新政权打交道。而布什对此则持慎重态度，王立在《美国驻华大使传奇》一书中写道，1989年下半年，布什在一批经过选择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吹风会上说：“……看起来轰轰烈烈……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代替现存的领导……任何鲁莽的行动都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