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3日，在《时代》周刊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孙博士与英国人》的短篇报道。它这样开头：“一个星期以前，中国的天空中充满了丑陋的乌云：据称孙逸仙博士将借道香港去广州。英国人会让他过去吗？存疑。”这篇只有4段的报道最后发现原来孙博士和英国人的关系蛮好的。

从这里开始，《时代》周刊在其86年的历史里，从未间断过对中国的报道，即便是在中美两国断交的岁月里。

2009年3月2日，即将出版的《时代》周刊刊登了Jessie Jiang的报道《北京明信片》，讲的是北京一个网络瘾君子康复所的故事。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是购买美国债券。

86年里，尤其在过去的30年的历程中，就像它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静悄悄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一样，《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静悄悄地革命了。




数据化《时代》周刊的中国

在《时代》周刊的数据库中搜索可以发现，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来，共有20013 篇报道提到了中国。关于中国的封面，一共有59个(《时代》周刊有多个版本，其中包括了亚洲版。亚洲版针对的主要是亚洲读者，其中关于中国的封面更多。本文的数据统计，仅限于美国版)。

最早的关于中国的封面出现在1924年9月8日，封面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最晚出现的中国封面是2008年3月31日，封面是达赖喇嘛。

在这些封面报道中，政治题材共有55个，社会题材3个，文化题材1个。当然，政治题材中经常也夹杂着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例如，2007年1月22日的《一个新王朝的黎明》中，夹杂着诸多关于经济和文化的报道。不过，这些封面都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它的态度：《一个新王朝的黎明》，其主旨乃在中国势力的全球扩张。其副标题已然昭彰：正当美国深陷伊拉克，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已经出现，这里告诉你如何对付。

而惟一一个关于文化报道的封面上，赫然出现毛泽东身穿LV标志的中山装。这个2005年6月27日刊登的专题是《中国的新文化革命：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一次一个项目》。

59个封面中，42个在1949年之后，之前仅有17个。1979年之后共出现了17个。所有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封面，全部在1979年之后出现。虽然关于香港的报道出现在1960年11月21日，但在《时代》周刊的眼中，这不是中国报道。

占据比例最大的封面是政治人物。其中最多的是蒋介石，共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0次。毛泽东出现了8次，邓小平出现了9次，周恩来出现了6次。

蒋介石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是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1927年4月4日，最后一次是 1955年4月18日他退居台湾时期。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封面是中国即将解放的1949年2月7日，最近一次是以中国新文化代表的波普形象出现于2005年 6月27日。邓小平于1976年1月19日第二次复出时受到《时代》周刊的关注登上封面，1979年1月1日被评为年度人物。他最近一次登上封面是在 1997年3月3日逝世之后。

曾经登上封面的中国人除了以上4人，还有李富春、刘少奇、罗瑞卿、江青、林彪、陈毅、吴国桢(1950年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立夫、宋子文、宋美龄(单独一次，与蒋介石两次，1938年1月3日被评为年度夫妻)、陈诚、汪精卫、溥仪、阎锡山和吴佩孚。

许多被中国人认为应该亮相的中国事件，并未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例如，1997年的香港回归。

在创刊的1923年3月，共有17篇报道提到中国，整个1923年，共有91篇报道提到中国。1979年至今，共有6860篇报道提及中国。2008年全年，共有951篇报道提到中国，2009年2月的一个月中，共有110篇报道提到中国。



1972年之后的政治，变与不变

20013是一个庞大的数字，6860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一个读者而言。下面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体的采撷，只不过是关键年份，1979、1984、1997、2003和2008年间一些代表性报道的复述。不过，这些报道却颇能看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在视角和语言姿态上的变迁。

“最初，我们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1971年，经过了20多年的隔绝，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开始“乒乓外交”。《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随同乒乓外交的美国队来到中国。这是沙尔的感想。

这篇4月26日发表的《两个竹帘之后的目击者》，首次向与中国隔绝多年的美国人描述了职业记者眼中的中国。沙尔的叙述，今天听来就像一场梦幻。“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而费希贝克的回忆更加浪漫：“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1972年3月6日的封面报道《尼克松中国历险记》显然被无法得到内幕消息所困扰。主文中充斥的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猜测与怀疑。

这之后的《时代》周刊报道，都聚焦在中国高层政治的起伏和变动，并且忧心忡忡地看着美国政府在这之间进退失据。一直到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成为了年度人物。在这篇题为《新中国的远见者》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中国人融入世界的渴望与焦急的步伐，“他们正在抛弃掉许多旧的意识形态包裹……毛时代神圣的自力更生和不靠外部资源原则一去不复返了。”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停留在表面上，在名为《超越孔子和功夫》的报道中，记者记流水账似地告诉他的读者，中国不再是蒋介石或者小脚太太的时代了。它的疆域、它的人口、它的民族构成，以及它的基本历史。他很震惊地写道，中国居然复活了100多年前的口号。一个年轻人问：为什么西方国家小而强，中国大而弱？答案是因为中国人精神强大而西方了解实用知识。因此，“ 洋为中用”。

1989年的《时代》周刊，是以中国为封面最多的单个年份。5个封面故事，一个个都聚焦在意识形态上。

1997年，整个杂志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只关心两件事情：邓小平逝世，江泽民是否能够巩固中国，将之带向发展的新高峰？香港回归，许多人去了加拿大、英国、美国，它的未来前途如何？邓小平逝世，3月3日，封面报道是《下一个中国：邓的继承者能够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可相爱的超级大国吗？》，这篇向邓告别的主文写下了邓的4句话，留下了一个问号：“致富光荣”，“改革开放必须坚持100年不动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它提问：“不管是对国中之人，还是对美国和其余的世界，下一个中国的地貌仍然是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