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中国与中国进入世界的文化

1979年，样板戏刚刚结束的时代，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了中国。“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8天的中国旅程在上海顺利展开的话，那么它在征服北京中结束。”4月2日的报道《关于翅膀和剪刀》中这样写道。这场演出的观众，包括了邓小平、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方毅和宋庆龄。但这次的演出有些为难了小泽，因为他是和中国爱乐乐团合作。他这样评价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和中国同行：“他们演奏得太快，并且乐章的结束持续不够长。也许这和他们的语言有关系，因为他们使用方块字而不是连续的句子。”那年，另外一个事件在北京掀起了飓风：皮尔·卡丹带着他的整套设计和模特队来到中国。最起码《时代》周刊的记者是这么认为的。这篇题为《巴黎时尚来到北京》的报道这样形容当时的北京时尚：“这个国家清瘦、整洁的女性们不擦香水，不戴首饰，不抹指甲油，也不画她们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们穿着几乎一样的白衬衣，没有形状的蓝裤子和男人一样的拖鞋在街上行走。”而皮尔·卡丹的衣服呢，“有开衩至大腿的衣服，透视装，以及露肩的上衣。”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实现了零的突破。从这时起，《时代》周刊已经开始担心两国之间的体育实力的竞争。8月20日，《飞跃、优雅的慢速》，说的就是美国跳水队对中国队实力的恐惧和应对。“从198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派出强大，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跳水队参加国际比赛了。”尽管女子跳板最后中国队仅获得第4、第5名，但是中国队的两个小将已经吓了美国人一身汗。那时的跳水传奇，男子冠军洛加尼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中国的谭良德紧随其后。在女子10米跳台上，中国终于让美国人噩梦成真：周继红击败了美国对手，取得了中国的第一块跳水金牌。美国人说，“她跳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惊动水面。”

2003年，中国兴奋的事情太多，入世，奥运，世博。这时，有一个美国人正悄悄在北京赚钱，用的是中国人的方式：他收集了一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物”，装饰之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这个当年41岁的纽约人劳伦斯·勃拉姆，在北京开着一家名叫新红资俱乐部的酒吧，和一家“新红资客栈”。他还拥有江青当年的红旗牌坐驾。《变现毛怀旧》里，讲的是他的发财故事，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投影：新红资俱乐部里，堆放着许多当年北京高级官员使用过的物品，电视里放着《东方红》和《红色娘子军》。勃拉姆说：“我想做的是重建当时的情绪，一个1950年代理想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纯真年代。我想抓住实质：当时人们如何生活，领袖们如何做决定。”记者发现，红卫兵是他的主角，那不是50年代的纯真，而是60年代的癫狂。

2003年，姚明进入NBA已经一年。他在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位置空下来了，不过当时已经被填上。填补他的空缺的，是一个NBA来的人，25岁的丹尼尔·雷蒙德·麦克林托克。丹尼尔从北亚利桑那州大学篮球队出身，在丹佛掘金队短暂效力，打了 6场球就被抛弃了。《那个成为“姚明”的人》，叙述的就是丹尼尔在姚明曾经的位置上，而两个人如此翻天覆地地掉了个个的故事。姚明已经成为NBA的天皇巨星，丹尼尔的生活却带着姚明的阴影。他倒很坦白：“他们(大鲨鱼)只是在找一个好的球员来帮忙，而不是替代姚明——那是我穿不进的鞋子。”在那场和香港飞龙队的对抗中，丹尼尔打了上半场，得了25分。“大鲨鱼赢了，122：108。在那个时刻，姚明不过是个记忆。”

30年过去之后，小泽征尔已经去世。当年的高层观众，都已然逝去。虽然刘诗昆依然演出，但是已经没有太多人了解他。现在是郎朗的时代。2008年11月6日《伯恩斯坦在北京：中国的古典音乐爆炸》描述了一个为西方古典音乐而疯狂的中国。从紫禁城的普契尼，北京音乐厅的狄多与埃涅阿斯，王府井教堂的亨德尔的《弥赛亚》，到保利剧院的瓦格纳的《唐豪瑟》。“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乐器。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之国。”今天，在中国，世界最顶尖的乐团都在预约时间表演，而余隆(北京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人)这样的人，正在把最好的音乐带进中国。




谢淑丽：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崛起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渐进地、和平地发展，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

谢淑丽(Susan Shirk)197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美国研究生访问团的一员，她受到总理周恩来的接见，20多年后她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成为克林顿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

如今谢淑丽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政治学教授。2007年，她的《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引发广泛反响。有人说她给中国贴上“脆弱的超级大国”标签，可作两种解释。其一是奉劝美国，中国内部问题多多，别误以为它想取代美国；其二是提醒中国，想成为超级大国，首先要解决好内部问题。




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

我在政府任职的时候，美中关系有三个最重要的议程：防止核扩散、贸易、人权问题。当然，现在来说，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成了大头，第三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内政，所以更为困难。

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更多是出于中国自己的选择，而非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很尊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但仍然觉得在某些最低标准上有改进空间。而另一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加强司法力量，让法院系统更有权威，更专业化。所以克林顿政府会选择与中国合作，通过技术培训来加强中国司法机构的力量，而非单纯在政治上施压。

我们在政府工作时，会经常性地做一些劝说工作。我们会对他们说，你可以因为经济成就而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只有接受普世的规范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他们则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会说，你们关于人权的标准过于集中在政治权利上，经济权利却不够重视——我认为，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

不过，我们的民众希望我们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经常性地作一些演讲。我们并不期待这些演讲会对改善现状有推动作用，但这是美国民众希望听到的。你知道，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很多美国民众并不信任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可以更容易地与欧美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