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29次会谈的情况。根据中国代表王国权的回忆，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并在会谈结束后向中方的翻译强调了这一用语的含义，而且中方翻译确认了那是“友好的表示”，并将此情况转达国内。[63]王国权本人和有的论著认为，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文革”）的影响，中国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应，从而“错过了一次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或者说是“失之交臂”。[64]就探讨中国对美决策的国内环境而言，必须承认“文革”造成的激烈气氛很可能对当时处理这一情况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美国正在扩大越南战争，而中国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侵略并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等情况的话，可以基本上断定，当时基本上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它涉及到中美关系总的状况、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等复杂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 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初标志是《康仑报告》的出台，其内容已如前述。六十年代初，尽管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 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授意下，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2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60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1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1966年陆续出齐的八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65]尽管八本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关系有密切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担任作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66]